中評社香港6月10日電／據國土資源部消息，國土資源部通過對2004年9月以來的用地檢查發現，一些城市的違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嚴重的土地違法問題幾乎都與地方政府有關。爲扭轉各地查案不力、查案不嚴甚至有案不查的局面，國土資源部對各地下達了查處土地違法案件的“量化指標”：省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要在今年6月份公開、依法、嚴肅查處3起以上嚴重土地違法案件，年底前要達到8起以上。
工人日報文章說, 2004年10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確中國“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事實表明，在一些地方，“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幷未見效，土地違法現象嚴重反彈。本應是執法主體的地方政府竟然成了違法主體，人們驚詫于這一問題何以演化到如此嚴重程度！
文章稱,發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務，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問題在於，一些地方對此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比如，有的地方片面强調地方經濟發展，把保護土地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爲了招商引資，不惜把大片的基本農田低價出讓或無償奉送；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員把加快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簡單理解爲大片佔用耕地，把城郊的農田圈起來等著招商；還有的地方政府認爲，“靠種地永遠不能發家致富”，於是就鼓勵農民集體把土地賣出或租出……說到底，“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之所以失效，是因爲扭曲的政績觀在作怪。
而在管理機制方面，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很難監督同級政府的用地行爲，在個別時候甚至還成爲同級政府違法用地的“高參”。有了項目就得佔地，於是，每落實一個項目時，地方政府都要召開專門會議，而國土資源部門則必須無條件“服從大局”，落實項目。沒有建設用地，就佔用非建設用地乃至基本農田，沒有規劃就進行調整，先調整後上報，甚至祗佔不報。
同時，歷次清理整頓中，對於違法用地案件大多採取從寬處理的辦法，補上一個合法的手續了事，出現了“撑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現象，造成了誰違法佔地誰佔便宜的事實。在實際中，很少有嚴格按照規定處理的，往往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章認爲,再好的政策、再嚴的制度如果不能切實落實，也祗能是一紙空文。要讓“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發揮足够的威力，保護耕地不被非法佔用，保護農民的利益不被侵害，不僅要轉變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的觀念，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嚴格執法，讓土地違法案件的責任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懲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遏制某些地方官員扭曲的政績沖動、牟利沖動。
而國土資源部對各地下達查處土地違法案件的“量化指標”，更多的是一種無奈之舉，是發覺事態嚴重後的一種補救措施。從長遠來看，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依靠“量化指標”查處的方式來保護耕地，要從根本上治理地方政府違法用地的現象，最終還是要靠制度的約束。“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本應比“量化指標”式的查處要管用，如果這一“最嚴格”的制度都失效了，那麽，即使我們今天嚴厲查處了幾個違法違規者，也難以擋住明天有更多的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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