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0日電／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邱震海今天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後小泉時代’的日本需要戰略調整”的評論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美的“外交謝幕之旅”之所以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原因有二：一、這次是布什對小泉過去五年凸顯對美外交策略作出褒獎的極好機會﹔二、“後小泉時代”即將開始，日本的對美外交是否將延續小泉風格？日本在其外交政策的另一根支柱──對亞洲關系方面，可能展現什麼新的姿態？
筆者指出，眾所周知，日本外交素來由兩大支柱組成，一是對美外交，二是對亞洲外交。前者屬於日本戰後的戰略抉擇，後者則是日本作為亞洲國家的宿命，也是自“明治維新”至今，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始終無法回避的終極問題。
這兩大支柱若處理得當，實際上可以構成日本外交左右逢源的契機，但若處理不好，則可能使日本外交遭受裏外鉗制。
二戰之後，日本外交的主要基調，基本上定位在日美同盟上，這在當時的日本看來有其戰略作用。對美國而言，這也是其遏制日本國內極右勢力的一把“雙刃劍”。因此，在冷戰時期，鑒於當時的美蘇局面，而中國則由於需要利用美日來牽制蘇聯，所以日美同盟對中國而言，可說是正面意義大於負面意義。
但冷戰結束之後，所有的戰略框架都發生變化。由於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崛起，防範和牽制中國成為日美同盟的主要目標，日美同盟與中國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都需要利用這一同盟來完成其防範中國崛起的心理目的。正是出於這一考慮，日本近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挑舋中日關系的底線，不但是由於小泉個人的獨斷獨行的性格，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日本的這一戰略考慮。
因此，筆者分析指出，小泉執政五年，日本的兩大外交支柱（即對美和對亞洲政策）出現明顯的向美國一邊倒的傾斜。與此同時，小泉五年在凸顯對美關系的同時，也試圖在追求所謂“正常國家”的道路上邁出步伐。
問題是，二戰結束已經60多年，當年的另一個法西斯國家德國，由於對戰爭歷史的深刻反省，早已被國際社會接納為“正常國家”﹔而日本的錯誤歷史觀和戰爭觀，卻導致亞洲鄰國對其成為“正常國家”的疑慮和警惕，因此日本的“正常國家”道路首先在亞洲國家遭到抵制。
小泉戰略的邏輯相悖性
筆者表示，小泉執政五年，本來以為可以通過凸顯對美關系，既達到保住亞洲中心地位的戰略目的，同時又借充當美國馬前卒來獲得其走上“正常國家”的籌碼。但沒想到，這兩者在邏輯上原本是有沖突的，原因很簡單，日本要凸顯日美同盟，就必須在主權和獨立性方面作出一定的犧牲。而其要成為“正常國家”，又必然遇到來自美國的疑慮和防範，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發生沖突。
因此，在凸顯對美外交、追求“正常國家”和處理對亞洲關系這三者之間，一方面有著內在聯系，另一方面則存在著邏輯上的相悖性。然而，對於三者在邏輯上的相悖性，小泉在執政的前幾年並沒有深刻認識到﹔相反，他還是希望借凸顯對美關系來平衡其與亞洲國家的關系，並以對亞洲國家關系的橫沖直撞來獲取其成為“正常國家”的籌碼。這也就是小泉和其他日本領導人一再聲稱，不能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屈從於中韓等國壓力的內在心理動機。
但小泉沒有想到的是，他對日本與亞洲關系的衝撞，已經觸動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同時，一些經歷過二戰的美國政治人物也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向日本施壓，由此導致小泉在“謝幕”之時，其外交戰略實際上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筆者指出，面對這一死胡同，“後小泉時代”的日本領導人需要一個全方位的思考。鑒於日本的戰略考量，未來日美同盟必然繼續成為日本外交的主基調。但從日本的終極國家利益出發，日本有必要對小泉時代的一頭傾斜戰略作出調整。正如一名資深日本外交官對筆者所說：“對日本這樣的島國而言，最聰明的外交戰略就是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保持平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