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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那場大地震使唐山這個有百萬人口的工業重鎮遭受滅頂之災，瞬間夷為平地。 |
中評社香港7月28日電／一本《唐山大地震》，讓今天的人們依舊感受到三十年前的黑色創痛。作者錢鋼說，他這本書想留住「人的死亡，人的悲劇，人在大地震中的遭際。」
大公報報道，三十年前，二十三歲的錢鋼肩揹手壓式噴霧器、身穿防疫隊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用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在救災的同時直接記錄一場災難，並在八年後先後多次回訪唐山收集資料。
錢鋼是一個剝開傷口的人，一層一層地讓你看，讓你心裡一陣陣發緊，不由不佩服他的勇氣。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記者近距離對話錢鋼。
記者：三十年前，您是唐山大地震救援隊伍中的一員；二十年前，您在《解放軍文藝》上首發《唐山大地震》；而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您能否描述一下在這三個時間節點，您的思想狀態是否也有所不同？有哪些改變？
錢鋼：讓我反過來回答吧。唐山大地震發生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特別懷念這些年裡相繼辭世的幾位和我關係密切的唐山長輩。比如，在廢墟中頑強堅持十三天後獲救的盧桂蘭媽媽，地震後帶領盲人樂隊在唐山街頭演唱的資希聖老人，還有蔣憶潮叔叔，他是原唐山市的文聯主席，地震時的民政局長，我父母的老朋友。你知道，因為蔣叔叔的安排，使我在救災的同時就開始了解記錄唐山人的故事，因為他的激勵，我在一九八四年起，以記者的身份重新採訪、追蹤、調查，得以完成《唐山大地震》。
要說思想狀態，也許今天比從前冷靜、「成熟」，可是我要說，今天我特別懷念二十年前的狀態！──思想活躍，敢作敢為，熱血澎湃，一種從禁錮中闖出不久的自由感。這就是大家都在說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熱潮期。我的「二十年前」和我的「三十年前」，變化可太大了。一九七六年，不可能想像我敢把唐山人民的血淚故事作為自己的追尋焦點，把探究地震的真相作為自己的使命。那年頭，有形無形的束縛一大堆啊。那十年的歷史，一句話就是：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護送孤兒 千萬別讓孩子哭記者：《唐山大地震》被稱為「全景」、「全方位」的報告文學，而其中精選的「點」，也讓人入勝，如果讓您想再回憶，哪幾點是最打動您本人的呢？
錢鋼：孤兒。我自己親身經歷的護送孤兒的故事。那時蔣叔叔讓我作為他的工作人員去護送一部分孤兒到石家莊和邢台的孤兒院，當時的名稱叫育紅學校。那天早晨我到唐山火車站去集合，所謂火車站根本是一片廢墟，天曚曚亮，起重機正在吊鋼筋。我們聽到一片唧唧喳喳的聲音，一片藍顏色。穿著新衣服的孤兒從不同的地方被送過來。一個個布條掛在胸前，上面寫某某村叫什麼名字、幾歲。你們知道，這就是他一生的信息了，如果寫錯了，他的背景資料一輩子就錯了。有的是城裡的孩子，家裡面可能還有一點財產，什麼財產？那個年代中國很貧窮的，可能只有爸爸的一塊手表；也可能是爸爸媽媽的兩塊手表──爸爸媽媽都已經去世了──然後鄰居就把手表給孩子左一個胳膊右一個胳膊地戴上；還有的孩子捧著沉重的縫紉機頭，那是家裡最寶貴的財產。
我們就把這樣一大批孩子送上火車，我的任務照料這些孩子，因為這些孩子是帶著極大創傷的，所以我們到了火車上面，除了負責孩子的吃喝之外，最重要的是轉移他們的注意力，給他們講故事，做遊戲。當時蔣叔叔說，千萬不能有一個孩子哭，一個孩子哭的話，整個車廂就都會爆發，因為他們都很脆弱，他們只是暫時離開了最悲傷的境界。一路上，這些孩子對我們越來越依戀，火車到石家莊的時候，蔣叔叔就給我們一個悄悄的指令，說不要跟他們說再見，下車扭頭就走，因為這時候你要說再見，就不得了，一個小孩哭起來就整體會哭起來。當時火車站是非常喧嚷的，石家莊接的人到了，舉著旗子，也有哨子響，我們趁著亂，扭頭就走。
地震預報輸在「臨門一腳」
記者：我們聽到一種說法，唐山大地震是「天災」，更是「人禍」。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原因何在？
錢鋼：我不同意「人禍」這種很政治化、情緒化的說法。首先我們得弄清楚什麼叫「人禍」，文革是「人禍」，死了幾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也主要是「人禍」，因為它是由人造成的人間慘劇。現在為什麼有許多人──特別在海外，都說唐山地震是「人禍」呢？起因是兩個：一是唐山地震臨震漏報，被認為像非典（沙士）那樣，是被隱瞞被壓制了；而這件事現在又不讓媒體碰，神神秘秘，好像真有要「捂」的東西。二是因為那是發生在「文革」時期，地震時，全國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有人很自然地認為中國政府的一切行為都是錯的。其實我的《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有詳盡的「備忘錄」。
概括說，在唐山地震發生前的兩年裡，地震科學家對於包括唐山在內的華北地區有強震的危險，有正確的判斷，國務院有明確的防範意見（曾下達一九七四年第六十九號文件）。一九七五年，在這個地區發生了遼寧海城大地震，但國家地震局在一九七六年年初仍然把唐山圈在危險區域內。在唐山地震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地震工作者們的確發現了許多異常情況，但意見非常不一致，爭論很激烈，最終沒有作出臨震預報。用他們的話說，功虧一簣，輸在「臨門一腳」。前幾年，作家張慶洲先生繼續調查，發現了唐山本地幾位地震監測者曾有強震預報的事實。但這些預報，在基層地震部門就沒有被確認，更沒有抵達國家地震局。至於文革的環境，國家地震局的工作受到衝擊，都是事實，但把賬全算到「文革」和造反派身上，也不合適。畢竟在「文革」早已結束的今天，我們還不能說有把握預測預報一切強震。從這些事實看，說「人禍」是不妥當的。唐山地震是一個尚未被人類完全認識清楚的巨大的天災。在工作上有教訓，也有人在科學技術上有判斷失誤，但說「人禍」，過了。
高度正視 荒唐年代的故事
記者：您在「政治的一九七六」一節中，記述了那個特殊時代反常的思維──中國政府拒絕國際社會的救援，這在現今許多人看來不可理解。您當時作為一名軍旅作家，在二十年前進行創作的時候，提出這種反思，是不是一種很困難的事情？能描述下您當初寫作此節的心理狀態嗎？
錢鋼：如果不把唐山地震上綱上線到「人禍」，我要說，我們還是應該高度正視那個荒唐年代的種種荒唐故事。我在八十年代這樣寫，當然不容易，但我要說，也許並不比現在更難！現在，倒是常聽到有人說，「文革」不讓寫啦，「極左」不讓批啦。我寫《唐山大地震》之前，中共在胡耀邦主持下，進行了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目標的「整黨」。它使我有可能，在作品中涉及「政治的一九七六」。而且我們的高級幹部當時也勇於批左。你在我的書中看到吧，回憶起當時報紙宣揚解放軍展示清理銀行廢墟時「一分錢不少」的明顯不實事求是的報道，遲浩田將軍說他感到「內疚」──為長期教育他們這樣做，他們做了之後又宣揚他們而內疚。我自己也是這隊伍中的一員，也是從「左」的年代走過來的。我完全理解那個年代的風氣，我自己也是過了許多年，才從「假、大、空」的那一套中走出來的。
災害應對 政府扮演的角色記者：中國全國人大於上月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把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納入法制管理中，您如何評價？如果聯繫起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您認為政府在災難面前要扮演何種角色？
錢鋼：災害應對是系統工程，包括科學的預測研究、政府的危機管理、公眾的協同參與。這三者缺一不可。而政府，扮演著在科學家和公眾之間的極其重要的決策協調角色。今天的政府領導，可能本身就是技術出身，但任何決策者都不可能熟悉所有的科學門類。它的角色是，在災害發生前，動用財政的力量支持減災研究和預測預防；災害發生，要動用財政力量甚至國家機器（軍隊）的力量去救災。政府重大災害信息怎麼發布是一門學問，它要求政府決策者有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和較高的人文素養，因為面對公眾。災害的監測者永遠會用眾多的預測，有的危言聳聽，有的相互矛盾，政府必須將科學判斷和風險控制結合起來，作出正確的應對。唐山地震發生時，震區的青龍縣竟然進行了有效的防範，死傷大大減輕，原因是在地震前，縣委領導了解到一些科學家的震情反映，向公眾打了招呼。所以有的科學家認為，唐山地震，在時間、地點、震級「三要素」上做出精確預報是困難的，但及時把各種異常情況和尚不肯定的震情反映給中央，由政府在北京、天津、唐山地區「打個招呼」，是可能的。當然，災害可能不發生，「打招呼」付出社會和經濟的成本，但這些都是危機管理理應計算在內的。
正視歷史 把真相告訴公眾
記者：唐山大地震讓很多人對於生死有了新的詮釋，您也採訪過許多失去親人的倖存者，唐山大地震讓您對生死這個人們始終試圖探究的終極目標，有了怎樣的看法？對於那些自救、他救，以及參與新唐山建設的人們，您有怎樣的感想？
錢鋼：地震讓我們更加珍惜生命，看到人的脆弱和堅強，渺小和偉大，看到「愛」的光芒。有一部電視劇的主題歌唱道：「人字的結構，就是互相支撐」。是的，我們要互相支撐。在這點上，經歷過地震的唐山人和經歷過非典（沙士）的香港人，有共同的命運體驗。
記者：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現在回頭再看，您認為該如何為唐山大地震作一歷史的定位和評價，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來說，紀念、反思這一事件的價值何在？
錢鋼：唐山大地震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地震災害。反思和紀念，能讓我們有更正確的態度，面對災難和歷史。反思，紀念，它的第一主角只能是「人」，是在歷史的慘劇中付出血淚代價的人民。反思，紀念，又必須從「正視歷史」開始。要把真相告訴公眾，要允許人民議論、追問。因為人民是所有災難的承受者，人民是歷史的主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