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13日電／中國的年度政治盛會——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週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落下帷幕。一天前，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也完成全部議程閉幕。
新華社今天發表評述文章說，這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首次召開的兩會，也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履新後，一年來各方面工作實現良好開局後的首次兩會。“全面深化改革”成為貫穿今年兩會的主線。近3000名人大代表高票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等文件，改革的方略和辦法通過會議獲得法定保障，並在會後由代表委員傳遞到各方，付諸實施。
中國跨越三個世紀的民族復興歷程，或將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寫下歷史性的答卷。2014年作為新一輪改革的“開局之年”，更顯得尤為重要。兩會召開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作為組長的習近平強調：“起跑決定後程”。
新年伊始，“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交替出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為中國經濟前景增加了一些懸念。3月初發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震驚全國。這都預示中國的新改革將在一個更加複雜的環境中進行。
從2012年11月完成黨的最高領導集體權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以來，一個又一個新氣象接連呈現，中共的改革決心和改革思維在2014年的春天越來越清晰。但擺在中國執政黨和政府面前的新一輪改革，難度異乎尋常。
觀察家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不過170多年。而今最大的不同是，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再啟改革議程後，要啃的全是“硬骨頭”，是真正的“自我革命”。
“改革”一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77次。報告說：當前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
“‘思想束縛’和‘利益固化’的表述，從兩個方面揭示了改革的阻力，一是認識論的局限性，一些人有惰性和路徑依賴，想維持現狀，不想改革；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願改革，怕改革動了自己的奶酪。”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憲忠分析。
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改了，若法律、規範、社會認同度等跟不上，可能出現一些問題此消彼長的“蹺蹺板”現象，甚至是某些領域的失序、失範。但若不改革，風險更大，很可能出現產能持續過剩、部分產業泡沫化、金融陷入死循環、資源環境過度透支、權力尋租、腐敗蔓延、經濟“硬著陸”等問題，現行的發展模式最終難以維繫。
“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日益清晰，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之前能改的都改了，現在還要向改革要動力，那只能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讓全社會創造潛力充分釋放。”經濟學家吳敬璉說。
“改革的終極目的是國強、民富，是實現全體人民的福祉，而兩會也傳遞出重要的信息，那便是注重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係，注重改革‘快’與‘慢’、速度與品質之間關係。”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科研部主任劉靖北說。
兩會的召開，令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得以細化和部署，黨的宏觀決策化為實施的具體方案和措施。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積聚的頑疾‘像冰山一樣牢不可破’，但我們已然聽到‘冰山’碎裂的聲音。”英國《金融時報》這樣比喻正在推進的中國新改革。
這場接力跑一般的改革不是從天而降的。從歷史的縱深看2014年這個甲午馬年，則更見不一般。
120年前的1894年也是一個令人記憶深刻的甲午馬年，中日戰爭使中國領土主權進一步淪喪，給中國發展帶來沉重枷鎖，從此中國深深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
那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已把目光投向改革。改革與不改革、改革與如何改革，乃至改革與革命，引起了激烈爭論。而在實踐中，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當時都未能成功改變中國的命運。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把中華民族重新帶上復興之路，新中國如初升旭日。1954年又逢甲午馬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然而，由於一系列失誤，宏偉進程再次被打斷。中國直到1978年的馬年，才撥亂反正，回到正軌。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持續36年，創造了舉世震驚的“中國奇跡”。
如今，改革再一次出發。審視2014的時空坐標，與36年前的那場改革開放相比，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高速的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帶來了龐大的經濟體量，也製造了收入差距拉大、資源環境破壞等問題。中國經濟本身亟需通過轉型尋找新的內生動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至今，歐美主要國家的經濟尚在艱難復甦之中。世界範圍內資源、貨幣、勞動力等要素分配依然不盡合理。冷戰結束後全球多極化發展的趨勢雖然存在，但世界仍不盡太平。
近年來，美國、日本等現代化領先國家相繼進行政策調整，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內外部環境治理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進入2014年，以“改革”為標誌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已初顯雛形。
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新改革，堪稱“壯士斷腕”，“背水一戰”，別無選擇。
兩會繼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再次發出決定中國命運的“改革宣言”，並推出了“執行計劃書”，獲得了代表委員的廣泛響應和擁護。
來自企業界的全國政協委員楊小平已在籌劃今年將優質資本與改革試點流轉的農村土地經營權“嫁接”。他說，改革不僅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和社會的自覺、靠企業和公民的自覺。
曾參與上海自貿區方案設計的全國政協委員王新奎今年向政協提交了關於自貿區在全國“增點、擴區”等建議。他認為，對於自貿區試點的數量、分佈，大家的看法曾不盡相同，經過兩會上總書記提出“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可複製可推廣”的發展方向，大家的想法有了交集。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兩會匯聚了各個地方、行業和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用十幾天的時間，進行觀點交匯和交鋒，暢所欲言，解放思想，進而凝聚了共識。
觀察人士分析，有了協調同步的、開闊開放的改革思維，中國的改革實踐才能出現創新和突破。
進一步看，2014年揭幕的這場改革，有了文明轉型的意義。中共新一屆領導人首次將改革的內涵提升到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這是繼“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後，中共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
西方研究組織力學的學者將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權力橫線與縱線（在中國所稱的“條”與“塊”）的交錯稱作“矩陣”難題。這在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歷史，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並存交織的13億人口大國，在宏觀和微觀層面製造出很難把控的非線性運動。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曾表示，由於中國已經產生出世界史上最大的組織機構，其“矩陣”的複雜性也是世所罕見的。
隨著中國政府作出一系列突破性的改革部署，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中國開始著力解決“權力經緯”這個世界性難題。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認為，在不同領域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後，成果本身就會改變大環境，進而對中國整體的發展產生影響。
站在2014年這個節點來看，中國的改革已不僅僅是在決定自己命運，還牽動著全球化的方向。
改革的種種具體措施，正在使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如首個實施“負面清單”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今後將成為可複製可推廣的模式。中國與各國的雙邊、多邊貿易談判也在提速推進。中國還擬推動構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更寬泛來看，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一旦獲得成功，絕不僅僅是為各國帶來更多的穩定賺錢機會，而更將為世界文明提供一種新的道路選擇，為世界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注入新的活力，為人類烏托邦理想的實現打開一片新的天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