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消費近年來的增長速度比許多人想象的高，遠超過任何其它世界前十位消費大國的同期表現。根據近十年來各國消費增長的狀况和修訂後中國的消費量及增速，我們保守估計中國可能在五到七年內超過法國、英國和德國，成爲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費國，而在十三到十六年內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費國的地位。
近二十多年來居民消費/GDP比例的下降是收入上昇、人口結構變化和投資高速增長的結果。分析表明，在今後十年間，工作年齡段人口比重的繼續上昇對消費佔GDP比重的提高仍有一定的抑制效果，但老齡化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將越來越突出。而未來中國消費信貸市場的發展，政府公共教育和醫療支出的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和推進，以及其它推動消費的政策對居民消費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居民購房需求在中長期將保持穩健的增長勢頭。與其它亞洲國家的經歷比較，中國近十年來的房地産投資仍然顯著偏低。社會結構的變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購買力的增强(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和金融信貸(個人信貸市場的不斷完善)等方面的積極發展將爲住房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國居民消費的重心正逐漸轉向中高檔消費品。通過對中國近期消費結構變化和韓國家庭1985年後消費行爲的分析，我們預計在今後十年中，消費項目中增長最快的是交通、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其次是衣著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增長較慢的是食品和居住費用(租金和水電燃料)。
全球第三大居民消費國即將誕生？
中國的總體消費和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在國際上都偏低，而且近幾年來呈顯著下降的趨勢，引起政府部門和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佔全年GDP的44.6%。加上政府部門消費，全國最終消費總量爲GDP的57.2%。相對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不少亞洲發展中國家，這些數字都顯得較低(表1)。低消費率意味著高社會儲蓄率。中國的儲蓄一方面通過金融市場轉向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外貿順差的形式借貸給外國。因此，低消費被認爲是中國投資過高和過於依賴出口市場等結構性失調的根本原因之一。由於政府部門的最終消費主要取决於各級政府的財政政策，這篇報告主要針對的是居民消費。
中國居民消費引人關注之處，除了消費佔GDP比重低和近年來消費比重下降之外，還有消費市場的大小和潜力。表2顯示按居民消費排列的世界前十個國家及印度的GDP和消費數據。根據修訂前的數據，中國居民消費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在2003年已排世界第7位，大約是印度的1.6倍。這與中國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一致。國家統計局最近對GDP數字的修訂突出表現了對服務業的低估。2004年GDP上調的幅度爲16.8%。通過統計局公佈的修改後消費和投資對GDP的貢獻，我們估計2004年全國總消費佔GDP的比重由修訂前的53%上昇到55%。以此計算，總消費水平要上調21%以上。估計修改後2004年中國居民消費與第6大消費國意大利接近。
更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修訂之前中國數據，中國居民消費的平均年增長速度在1994-2003十年中高達7.8%，即使在增速略低的2000-2003期間也在7.0%左右，遠超過其它名列前十的國家在同期的增長速度，顯示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潜力。如果用1994-2003期間各國消費增速和中國修訂後的數據來預測，中國可能在五到七年內超過英國和德國，成爲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費國，而在十三到十六年內取代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費國。這個保守的估計沒有考慮匯率的變化、中國人口結構將來的變化趨勢，和一些已經及將要實施的推動居民消費的各項政策。
同其它亞洲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之低在改革開放之後才越顯越突出，而且呈長期下降的趨勢。中國居民消費比重在1970-1977期間平均爲63.4%，遠高於日本同期的51.3%，與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不相上下。這個比重在1982-1994年期間逐漸下滑，從1982年的54.2%降至1994年的44.5%，于1995年後略有反彈，上昇到2000年的47.9%，而到2000年後有了一個較大的下降。2004年居民消費對GDP的比例爲42.4%，是近25年來的最低點。
消費佔GDP比重的增减祗表明消費和GDP相對增長速度的變化。圖3顯示1980年後的每5年平均年GDP和居民消費增速。後者在2000-2003年期間比前幾個時期有明顯下降，幷與GDP增速的距離拉大，從而導致居民消費/GDP比例在2000年後的較大下滑。
2000年後居民消費比重的下降及2000-2003期間較低的居民消費增長有一部分是由於統計誤差引起的。隨著中國經濟近年來的高速發展，服務業比重逐漸加大。國家統計局對GDP的修訂集中在第三産業上。統計局數據表明1994年後對服務業增長的低估程度逐年加大。1994-1999年第三産業年增速平均上調了1.2個百分點，而2000-2004的平均上調幅度是1.7個百分點。由於服務業中消費的比重較大，可以想象居民消費被低估的程度也隨年增加。由此判斷，圖2所顯示2000年後居民消費比重的下降誇大了實際的變化程度。當然，準確的偏離程度須等到統計局公佈修訂後詳細的GDP支出法數據之後才能確定。
在另一方面，全國房地産投資中的居民住房部分(residenti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2000年後增加很快，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居民消費增速的下降。尚未買房的居民爲購房存錢，剛購房的居民由於購房的支出而减少在別的方面的消費。對於居民來說，買房的决定和購買別的耐用品(如汽車等)相似。但經濟統計上，購房屬於投資。這部分投資對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2.48%上昇到2000年的3.70%，于2004年達到6.21%(圖4)。我們在稍後的分析發現，居民房的投資對GDP比例增加一個百分點，居民消費/GDP比例則下降0.28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變化體現改革進程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是一個特殊的轉型經濟，同包括許多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其它轉型經濟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市場化採取的是循序漸進的方式。改革的起點和速度在不同部門和不同地區也不盡相同。這種改革的路子也給中國居民消費帶來獨特的影響。
我們對1995-2004中國一些省市居民消費數據進行了取樣。通過各省和時間序列的比較分析的目的有兩方面。第一，確定分地區的數據顯示出來的對居民消費/GDP比例的影響因素與國際數據的結果是否基本一致。第二，中國近年來經歷了一個轉型和快速增長同時幷進的時期。許多變化，如國企改革和房地産市場的迅速發展等，都有中國自己的特點。
中國各省數據的分析結果同國際數據的結果相一致，人均GDP和居民消費/GDP比例呈負相關。可以看出，在收入越高的省(市)，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就越低。
改革帶來的不確定性對消費水平的壓抑明顯地反映出來
中國的改革是多元化和多層面的，很難用一個簡單的變量來代表。對居民消費而言，改革中影響到居民當前和將來收入和福利的因素更重要。國營企業改革便是其中之一。國企改革已經進行了很多年，給可能受影響的職工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都不小。我們用國有單位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來代表這個因素。
國有單位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百分比)在回歸得到的系數爲-0.13，統計上十分顯著。也就是說，在別的條件相同的情况下，國有單位職工佔全社會職工的比例高一個百分點，消費比重减少0.13個百分點。國有單位職工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職工。這個比例所反映的是職工人口(包括他們的家庭)面臨將來企業改革壓力的程度。國營企業改革給國企職工的未來收入、住房、醫療保險、子女教育帶來很多不確定性和心理壓力。而對不確定性的自然反應是提高儲蓄以防將來不備。
雖然在中國的經濟産出中，國有企業的比重近年來顯著下降，但在就業上國有單位仍爲社會承擔著很大的責任。國有單位職工佔全部職工的比例從1980年的76.8%降至2003年的63.1%。2003年在1.05億全國職工中，仍有6600萬職工在國有單位工作。在十個省中，國有單位職工的比例仍在75%以上。這些職工和他們家庭總和仍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群體。
這個國企改革對消費影響的結果與上節中討論的公共醫療教育對消費的影響是相關聯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系統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業改革對職工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系統的健全可以减輕國企職工的不安全感。推動這些方面的發展不但對中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中長期對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擴大內需也將起著積極的作用。
房地産投資對居民消費有顯著的擠出效應，而房價上昇則對居民消費有負面影響
數據顯示，房地産投資中的居民房部分對居民消費有顯著的擠出效應。這一部分對GDP的比例上昇一個百分點，居民消費/GDP比例下降0.28個百分點。
由於中國房地産市場開放是近十多年來的新發展，居民購房的需求是自然和合理的。這個需求的能量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可以想象，購房在短期到中期內對消費還會有一定的抑製作用。居民購房雖屬投資，但這是內需的重要部分。用控制居民房供給的手段來减少居民購房是不可取的。這祗會把房價抬得更高幷增加房價的波動性，使需要購房的居民由於對房價的擔憂而加大儲蓄，對消費的影響可能適得其反。
另一方面，房價上昇對居民消費有負面影響。近年來中國有些地區的房價漲幅很大。我們用各地商品房價格來代表房價的高低。從回歸得到的彈性系數來看，房價上漲10%對居民消費/GDP比例的影響是-0.08個百分點，幅度幷不大。但由此看出，房價上漲可能帶來的“財富效應”在總體消費上幷沒有顯示出來。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準備購房的居民來說，房價更高意味著他們需要增加儲蓄爲將來購房做準備，壓抑了他們的當前消費。這個影響蓋過了已擁有房子的居民由於財富效應而帶來消費的增加以及購房後對住房相應的其它商品的購買。
居民消費結構將顯著變化
由於沿海城鎮，內地城鎮，沿海農村，內地農村四個地區的收入差別呈台階型，這四個地區消費結構的比較可以對中國收入較低地區消費支出的將來變化走向提供一定的啓示。在1992-2004期間，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實際年增長在城市和農村分別爲7.5%和5.9%。粗略計算，在收入水平上，一個較低收入水平的地區落後與其緊接的更高收入地區大約5-10年。
四個地區的分項消費變化反映出一些明顯的趨勢。那就是，在食品、家庭設備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支出比重上，這四個地區在1999-2004間的變化幾乎一致，而且地區間消費比重與收入水平基本上呈綫性關係。例如，內地農村和沿海農村居民在交通和通訊的支出變化呈現相同趨勢，祗是前者的支出比重每年都稍微低一些。
在這幾項開支上，高收入的沿海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最近變化可以用來預測沿海農村居民或內地農村居民今後五到十年的消費結構的走向。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在較低收入居民的消費中，家庭設備用品、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與教育文化用品服務這幾項的消費增長速度將高於平均，而食品支出的增長速度低於平均。對衣著和居住兩項，消費支出和地區收入水平的關聯不明顯，這種預測方式則不適用。
韓國居民消費1985年後的變化情况對中國居民消費將來的變化趨勢也有一定的啓示。根據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固定價格數據，中國的人均收入在2004年是5085美元，與韓國1981年的5114美元接近。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相對更高，大約相當于韓國198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由於購買力的調整經常有爭議，而且中國和韓國統計細節不完全一致，再加上消費品種類和選擇在不同時期也有所不同，我們祗做大約的比較，把中國城鎮和農村2004年的消費結構同韓國1985年後若干年的消費結構進行對比。
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在2004年與韓國居民1985年時相似，尤其在食品和衣著兩方面比重基本一致。在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上，中國城鎮居民開支比重相對更大，而在"其它"項目上，韓國居民消費的比重大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統計上消費品歸類不同造成的。
同中國不同的是，韓國居民醫療保健開支的比重在1985年後却呈緩慢下降趨勢。這一點與醫療保健消費的相對價格變化有關。醫療保健類物價1985-1995年間在韓國的所有消費項目中上漲最慢。如果我們從實際年增速來看(表3)，醫療消費增長在1985-1990爲13.6%，遠高於同期平均消費增長的10.8%，而在1991-1996期間也與平均消費增速持平。鑒於韓國這個經歷，同時考慮到預期中老年化在中國的加劇，我們認爲在今後10-15年間中國居民對醫療保健的需求變化會保持在高於平均的增長速度。
值得指出的是，儘管從中國近年來消費的變化情况和韓國居民消費的經驗來判斷，中國居民對交通和通訊，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三項的需求在未來十年中將會增加很快，投資者在决定是否把資金投入與此三項有關的行業時，應同時考慮在産業供給方面是否存在産能過剩、過度競爭和政策上的不確定性。例如，我們在前面提到，居民在通訊類消費最近幾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通訊消費價格指數下降較快而導致的。投資者應綜合考慮在需求增加的同時，價格下降對企業收入和利潤的影響，從而做出明智的投資决定。
我們認爲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開支在中國今後可能略高於平均或與平均消費增速相差不多。最後，表面上看，中國居民居住開支的收入彈性大於1，但這主要是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其實際增長低於平均消費。中國地區間的比較和韓國1985年後的經驗都表明，居住開支在中國的增速今後很可能低於平均消費增速。
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消費結構變化也爲我們以上的判斷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由於數據可比性的原因，我們不能把上述中國-韓國的比較方法應用於日本或新加坡早期的情况。但在日本1970年後，食品和衣著鞋類兩項的消費指數相對平均消費指數呈長期下降趨勢，而醫療，交通通訊，和讀物和娛樂等方面的開支相對上昇。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高挺 哈繼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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