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3日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不斷擴大的：一是從動態上看，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的程度要大於農村(基尼系數分別由1978年的0.1806、0.2124提高到2003年的0.3732、0.3763)，但從靜態上看，農村的收入差距仍然要大於城市；二是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合幷分析後，全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從1978年的0.298提高到2003年的0.460)始終大於按城鄉分別計算的差距，甚至突破了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0.40的安全標準。
新財經發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文章稱,這種收入差距危險的突破，主要源于不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异，而收入差异的背後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通過新農村建設來調節非均衡，將會改善農村居民的收入，這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要求。
文章認爲,改善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離不開政府一定力度的資金和政策上的扶持，以此改善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基本生活條件。但更爲重要的是，通過改善經濟環境來促使農村經濟發展，進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幷改善他們的生活。從具體措施看，應該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優先解决農村仍然存在的貧困問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改善貧困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人類在消滅貧困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我們也要看到，徹底消除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目標。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發佈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中顯示，在北京和天津周圍，依然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這說明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城市和鄉村的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的改善仍然是分離的。消除貧困最根本的手段是發展經濟，但對那些連溫飽都不能解决的地區，仍然有必要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解决貧困人口的生存問題。衡量一個發展中國家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更應關注最貧困人群的生活，這正是我們强調改善弱勢群體收入的重要原因。
二是要减輕農民負擔和促進農業的發展。近年來，政府採取了取消農業稅、提高農産品收購價格等一系列措施减輕農民負擔，使農民得到了現實的好處，這是縮小城鄉差別的起點。但也應該看到，减輕農民負擔是必要的，却還不能根本解决收入低的問題。
縮小城鄉差距不能僅僅依靠發展農業生産，由於農業本身的生産性質，其增長率會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農産品的價格彈性較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况下，短期內以實物量計算的農業生産率的提高會增加農民收入，但長期却可能導致“谷賤傷農”。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新農村，必須通過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向農村的擴展。
三是要通過體制創新消除對農村的制度歧視。由於歷史原因，新中國城市的工業發展是建立在農村和農業“剪刀差”基礎上的，城市與農村居民之間從分配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各方面的利益分享都是不對稱的。改革開放後，這種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但城鄉政策分離的情况仍然存在。在教育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農村仍得不到政策的傾斜。因此，要改善農村收入水平和發展經濟，就必須通過體制創新消除對農村的制度歧視。
四是要爲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促進城鄉間的産業交流，加快農村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將是非農産業的發展，通過農民進城、農民從農業向非農産業的轉移來實現。從長遠看，這是改善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趨于公平的最終道路。
文章指出,啓動和加速上述過程，要重視三方面的問題：一要整體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各方加强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二要加强交通、通信、信息、能源、金融服務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要通過制定各種經濟政策，促進農村和城市間的經濟交流，尤其是要通過城鄉間共同市場的建立，爲城市經濟向農村的延伸和擴展創造條件。
農村的經濟要真正獲得發展，要通過與城市的優勢互補來謀求經濟的共同發展，這就需要有一個城鄉間的共同市場作爲聯繫的紐帶，而各級政府的農村經濟政策對於這一紐帶的建立和維係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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