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1日電／對於關心全球宏觀經濟走勢的人來說，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每週一次的評論無疑是頗受關注的。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專訪文章稱,從經濟學家再到資深媒體人士，沃爾夫先生本人的經歷似乎將這兩者進行了完美的結合。而當我們真實的與之面對面進行交流時，才發現現代媒體對他的影響已經融入到了血液之中——一旦開口，就很難停止。
中國應該改變匯率
問：中國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公佈後，很多學者都認爲目前經濟過熱、流動性泛濫已成了突出問題，人民銀行也在4月27日宣佈加息0.27%。那麽，您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狀况如何看待？
沃爾夫：我主要談談貨幣政策的問題吧。國際經濟中有一個簡單的命題——“三元悖論”，即在固定匯率、自由資本流動和自主的國內貨幣政策之間，你無法同時三者兼顧，祗能做到其中的兩個。目前，資本的流入是開放的，匯率被有效地固定，那麽，自主的貨幣政策就不可能實現了。因此，提高利率的政策效果不會太好。
中國可以試著直接控制信貸，規定銀行的借出額度；或者試著直接控制投資，規定政府的投資額度。這樣做是否有效，我也不能確定。
還有另外一點，是就中國的特殊問題而言的，假如中國的匯率可以變動，以促使利率上昇，那麽這樣是否能够减少借款？這就要看人們的信貸約束了，是否會在意更高的利率。現在有很多借款機構，是直接或間接被國家和政府持有的，它們是否關注何時能還清借款？它們可能認爲，即使不能償還貸款，銀行還是會繼續貸款給它們。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有賴于借款人借債必還的約束和限制。
所以，我要指出的，是當前這種情况下貨幣政策是否有效。
問：那您的意思還是要關注匯率了？
沃爾夫：無疑是應該改變匯率，我知道很多人對此幷不認同。但至少，如果不改變匯率的話，中國就沒有自己的貨幣政策。那麽，中國就好像美國的另外一個州，類似于加利福尼亞。
問：斯坦福的麥金農似乎完全和您的主張相反。
沃爾夫：我知道，我們倆的這個分歧已經持續很多年了。顯然，他不認爲中國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他所考慮的最佳方式是中國不要有貨幣政策，不需要通過貨幣政策來穩定中國的經濟。照目前的方式來看，美聯儲就是中國的貨幣當局。
在固定匯率的模式下，標準的“麥金農主義”就祗能調整國內物價水平而不是匯率，因此相對於世界物價水平，國內非貿易商品的物價水平會上昇，最終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另一方面，可貿易商品的出口會减少，經常帳戶的大量盈余和長期資本帳戶將會縮水。
我的建議是，中國要避免以上的情况。既要維持貿易，又要抑制國內的通貨膨脹，在積纍了大量超額外匯儲備，幷面臨與之相關的消費壓力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競爭力。我認爲麥金農有一點是對的，在固定匯率的模式下，中國需要接受規則，即通過通貨膨脹來解决貨幣昇值的問題。如果你別無選擇，打破規則，其結果就是經濟過熱、經常帳戶盈余等問題還會越來越大。
問：您曾經說過，匯率政策談判需要一個睿智誠實的中間人，這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存在的目的。但IMF在誕生初期是爲了維護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這中間似乎有一個錯位，您怎麽看？
沃爾夫：這兩種說法都對。最初創建IMF是要解决全球支付系統的問題，匯率問題祗是其中之一。直到1971年，其想法都是要維持固定匯率體系，將匯率固定下來，出現根本不匹配的時候予以調節。當資本控制放開以後，絕對的固定匯率就變得不可行，就要變成有管理的浮動。
但是IMF仍然對支付系統、匯率不匹配的問題負有責任，於是爭議就産生了。亞洲國家和石油出口國將本國貨幣釘住美元，形成部分固定的匯率體系，造成了匯率的不匹配，産生經常項目赤字。IMF所能承擔的恰當責任，就是預見這一過程，提供分析，即使沒有能力去做什麽，也可促使人們去探討、協商這些問題。
過於依賴製造業以解决就業是錯誤的
問：近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也有人認爲，其卓越的表現依賴于美國的消費，而美國的消費如今已成强弩之末。因此，中國經濟正面臨相當的國際風險，您怎麽看？
沃爾夫：現在，中國是一個很開放的經濟體，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很高，擁有大額的經常帳戶盈余，還有很多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外商直接投資，因此，國際形勢顯然會對中國産生影響，這點毫無疑問。
美國經濟是其中最爲重要的一個驅動因素，因爲美國經濟規模龐大、消費强勁，而且其經常帳戶赤字是由其他國家補償的，它拉高了全球的需求。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可能的結果。一種可能是美國的需求放緩，赤字仍然很大，匯率不變，那麽即使經濟衰退，進口也不會减少，因爲國內需求仍然很强。這種狀况不會對中國産生什麽負面的影響，因爲中國是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出口國，現有的匯率和價格都極具競爭力。第二種可能是，不僅僅是中國，全世界的出口國都在繼續借錢給美國消費，美國有著國內經濟增長减速、再次降低利率的趨勢，因此它難以維持很高的需求，通過向其他國家借錢的方式，美國可以解决這個問題，結果就是過度借債和過多的財政赤字。第三種可能是人民幣匯率上昇，於是美國開始减少進口，中國就需要刺激內需。
我不知道中國的外匯儲備究竟有多少，或許四五年內就能達到2萬億美元，如果中國採取無限制借錢給美國的政策，美國就可以購買中國生産的商品，但借款却無法收回，這也許是一個愚蠢的政策。但如果繼續這樣的話，經濟衰退是可以避免的。
問：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很低啊，比如購買美國國債。
沃爾夫：是的，這一問題的確存在。外匯儲備和資本流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或許你也可以說中國幷不真正擁有它們，有一天是需要償還的，即使是以貶值的美元償還，使得所付成本相對降低。
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外匯儲備所獲回報與將資金投入國內所獲最佳收益的差距，據估計是外匯儲備金額的2%到3%。要想獲得更高的收益，我認爲應該投入公共消費，例如教育、醫療等，致力於改善貧窮的地區，讓中國的人民更富有。如果你知道你的國家會很快變得更富有，下一代比這一代更寬裕，將有助於當前這一代的消費，解决中國儲蓄率過高的問題。
另一類機會成本是營運成本。我的確相信貨幣會昇值，祗是個時間問題，當它成爲事實後，所持美元以國內貨幣計價就會縮水，導致資本流失和負的實際長期收益。由於這些原因，我認爲政府將資金用於國內更爲合理。
中國政府要麽將巨大的儲蓄用於消費，吸收通貨膨脹的壓力，要麽就允許貨幣昇值，面臨很大的損失。
問：有些人認爲借錢給美國是爲了穩定中國的就業率和經濟，而幷非一個愚蠢的政策。
沃爾夫：那就要看人們關注的是什麽了，僅僅維持一份工作，還是要得到收入的保證。借貸給美國所得到的實際回報，根據似乎合理的假設，價值流失了大約一半。大量的就業補貼，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實際經濟價值仍然很低，匯率也被低估，我幷不清楚中國的勞動力是否真是非常便宜。
我的觀點是，更爲理性的做法是不要補貼就業，因爲中國的出口是很有競爭力的，即使匯率上昇30%，仍然如此。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將公衆的錢用於補貼就業，不如用於公共醫療和衛生事業，同樣能創造就業。我們都知道，今天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祗有不到15%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大部分人都在從事服務業，過於依賴製造業以解决就業是錯誤的。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出口製造上的優勢，尚未出現能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在這一點上，中國是沒有風險的。
我們都知道，目前出口幾乎佔到了GDP的三分之二，出口在推動經濟，你說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0%，而出口的增長甚至比經濟還要快，盈余仍在膨脹，它們都在帶動資源流出中國。一個擁有上億貧困人口的大國，却在大規模地向海外投資，我覺得這樣不太合理。
同時，我也不大認同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或政策制定者的看法，他們努力地去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所涉及的風險，擔心經常項目赤字，可結果却適得其反，經濟在朝著極度失衡的方向發展，使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香港，這不是一個合理的策略。
如果中國的出口仍然按照這個速度增長下去，就會引起更多貿易保護者的反對，再過幾年，中國將成爲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市場就會關閉，因爲人們會說你搶了我們的工作。中國需要改變，要麽改變匯率，要麽允許通貨膨脹，關鍵的問題是，不管改哪一方面，都要努力地擴大內需。
問：目前，貿易保護主義在歐洲盛行嗎？
沃爾夫：我想是的，雖然現在還沒有完全盛行，但將會如此。
歐盟的部分成員國，尤其是南歐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在歷史上就很依賴出口，且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如鞋、衣服、紡織品等。中國和越南等亞洲國家，都是非常有競爭力的出口國，它們威脅到了對南歐國家而言很重要的出口工業。看到歐盟在貿易政策上沒有做出回應，南歐就要說服歐盟抬高貿易壁壘，保護其自身的出口。我對此幷不支持，不過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是怎麽回事。南歐的比較優勢相對脆弱，它們不知道自己還能生産些什麽。
中國是走向開放最大的受益者
問：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我們也看到，對於中國來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都處於本國之外，有人稱之爲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那麽您是如何看待這一模式的呢？
沃爾夫：你所描述的這一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相對於中國的土地資源而言，中國的勞動力是非常非常過剩的，所以，中國通過輸出過剩的勞動力，獲取他國在資源上的優勢，即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這是比較優勢的自然模式。對於人口過於龐大的中國，這也是唯一可能的模式。
我認爲這一發展策略是正確的。
不過，被低估的匯率，給中國帶來了不必要的過多出口和過多經常帳戶盈余。中國不需要那麽多的出口，購買進口商品也花不完，結果攢下錢來借給富裕國家，這對於一個還不够富裕的國家來說幷不明智。
因此，要調節這一失衡狀况，提高收入，可行的途徑就是學習其他資源缺乏國家的模式，英國、荷蘭、日本，它們今天都是富裕國家了，它們都是勞動力充足而資源缺乏的，不同的是它們已經發展了很長的時期，積纍了很多資本。
所以，中國應跟隨一個標準的發展模式。因爲中國很大，其發展過程會給世界帶來很大的壓力，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中國要關注是否保持了合理的平衡。現在的基本策略是對的，但當前的失衡需要調節，祗要政府明白這一點，就會知道如何去做。
問：近年來，全球化一詞在中國也十分熱門，但對於全球化的看法却存在著分歧。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認爲，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同時，政治却仍然非常本地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抱怨全球化使自己受到了損害，那麽，全球化到底出了什麽問題呢？
沃爾夫：沒錯，我也很關注全球化的問題，我認同這一點。部分發展中國家，像中國，發展態勢是不錯的，中國和發達國家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已經有所下降。公平地講，超過半數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做得很好的，非洲和拉美則相反，因此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都産生了較大的差距。
現在有兩個挑戰，其一是如何讓落後的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加速趕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亞洲國家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取得了非常矚目的成功，而如何讓非洲國家也開始這一進程，幷面對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我們就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了。
第二個挑戰是來自政治的。政治非常本地化，各國都要制訂自身的發展戰略，而不是站在整個世界的層面上，國際機構要更多地爲發展中國家說話。這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過程。
總的來說，全球化的進程還是帶來了巨大的機會，爲上億人口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問：近年來，中印等國的崛起令世界矚目，您是否認爲這些亞洲大國將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呢？
沃爾夫：是的，它們將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現在還祗是處於這一過程的初期階段。它們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勞動力和强大的供給能力，發達國家需要對此做出巨大的調整。
我認爲發達國家是可以應對這一挑戰的，它們也有很多優勢，例如資金、教育水平等，它們可以利用這一發展機會，因爲中國大量出口的同時也需要進口，發達國家處於很有利的位置上，祗要它們能向中國提供中國想要的商品。
問：三十年了，您一直在緊盯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變化，而中國也是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我們很想知道，35年間，您覺得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呢？
沃爾夫：當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中國是完全封閉的。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像中國一樣。當時我已深知國際貿易和開放的重要性，香港地區、台灣地區和韓國的經歷已表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希望其他國家也能學習這種模式，而它確實發生了，這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計劃體系崩潰了，依賴國有的模式崩潰了，貿易保護主義也崩潰了，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把人們聯繫得更加緊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也是這一時期改革最爲激進的。所以，你要問在我的經濟生涯中經歷的最大變化是什麽，那就是由封閉經濟轉向開放經濟，由保護主義轉向國際競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資本和人的自由流動，還有全球經濟的一體化。
其中，中國的轉型是最有意義的，也可能是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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