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6日電／一位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說過：“中國經濟是一個謎，誰能解開它，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誠然，進入2006年，中國在全球經濟快車道上依然保持高速行駛，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高油價、貿易問題、外匯儲備等諸多詞彙已成爲伴隨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關鍵詞，全球有關中國經濟的預測紛至沓來。
那麽，中國宏觀經濟是否過熱？人民幣是否會加速昇值？全球第一的高額外匯儲備是喜是憂？世界商品價格走高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
國際金融報文章說,帶著這些問題，日前專訪了正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參加世界銀行《2006全球發展金融報告》發佈會的世行權威專家——發展金融研究組負責人、報告主要作者曼索爾·戴拉米和全球經濟趨勢研究組負責人漢斯·蒂莫。
中國經濟亟待調整
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達9.5%，固定資産投資增長迅速，商業銀行貸款1.26萬億，達全年計劃一半，有關宏觀經濟過熱的說法不絕于耳。對此，漢斯·蒂莫認爲，中國宏觀經濟幷未出現過熱情况。從宏觀角度來分析，中國通貨膨脹幷未出現失控狀况，各種物品的價格波動也是正常變化，勞動力也沒有出現大量的過剩。據世行了解的情况來看，未來幾年內，中國仍將有兩億勞動力人口轉移到勞動生産率更高或其他生産性行業中去，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幷不具備過熱症狀。
但不可否認，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已達臨界點，支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都出現了一些矛盾。爲此，蒂莫從三個方面予以證明：一是現有基礎設施已經很難滿足經濟快速增長的需求，如2004年出現的電力短缺等問題；二是環境對經濟發展産生了很大限制，在自然資源的供應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摩擦；三是房地産方面，如今中國土地資源已相對稀缺，但房地産行業發展却如此興旺，這種矛盾狀况令人擔憂。
由此，蒂莫指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不平衡亟待糾正和調整，如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推動，而不是依靠國內消費等。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對全球投資市場的影響力正日益顯著，在包括中國元素在內的多元力量影響下，一個新型的全球貨幣框架正在形成。曼索爾·戴拉米說，“有意思的是，今年4月，當中國央行調高一年期貸款利率，其他國家股票市場隨即發生了波動。這進一步說明了，一個新型的全球貨幣框架正在形成。”戴拉米隨即指出，對中國的政策制訂者和執行者來說，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一個國家匯率制度向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過渡、資本賬戶半開放時，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管理必須協調一致；同時，要加强對內債和外債的綜合管理。
人民幣不能貿然昇值
“現在很多人認爲人民幣需要昇值，認爲昇值後世界上許多貿易和金融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我幷不這樣認爲。當然人民幣緊跟美元走低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蒂莫說。
美國等發達國家認爲，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是中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外界對人民幣昇值的呼聲也日益昇溫。但蒂莫認爲，“從全球市場基本面來看，目前人民幣大幅昇值的條件仍不成熟”，他指出，美國的“雙赤字”是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美國應縮减國內投資與支出，逐漸緩解“雙赤字”局面；另一方面中國應加快拉動內需增長，刺激國內消費。在以上兩種轉變同時實現的前提下，人民幣逐步實現緩慢昇值才是合理的。相反，如果投機資本迅速流入中國市場導致人民幣大幅昇值，無疑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産生巨大破壞作用。
爲了防止大量短期資本流入對本國貨幣的不利影響，加上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後，“爲了使自己有一個緩沖的餘地”，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戴拉米預計，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繼續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很有可能在2012年達到2.9萬億美元。一般來說，審慎的外匯儲備應是該國6個月的進口額，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量超額。
如果中國把大量外匯儲備都用於投資美國國債，中國市場對全球投資市場將過於依賴，加大了自身風險；同時大量外匯儲備使得本國幣值無法全面反映市場基本面的變動情况，這都是超額外匯儲備對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因此，戴拉米認爲，對中國央行來說，有必要尋找到避免短期資本施壓人民幣昇值和本幣充分體現市場基本面變動的外匯儲備平衡點，同時適當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方式有三：一是允許本幣昇值；二是把一部分外匯儲備交給企業和公司，如新加坡、韓國等；三是加快開放資本市場。
海外投資需防範風險
《2006全球發展金融報告》顯示，去年私人資本流動繼續全面激增，來自官方和私人渠道的資本流入淨額從2004年的4180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720億美元。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淨額則連續3年擴大，2005年達到491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記錄。其中，中國成爲全球資本流量猛增的代表性國家。
戴拉米稱，這些流動的資本大致可分爲四部分。佔比最大的是FDI(外國直接投資)，這當中包括跨國公司對其他國家工廠、道路電信、購買銀行等方面的投資。此外，流動的資本還包括外國投資者在其他國家通過購買股票形式佔有股份；一些公司發行的以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計值的債券；以及政府和私營部門舉借的以外幣計值的債務。
戴拉米認爲，此輪資本流量猛增的原因可歸結爲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從外部因素而言，全球經濟發展强勁，商品價格上漲，利率低，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很好。對比而言，內部原因更爲重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諸如，將原本固定匯率政策轉爲浮動匯率政策；積聚更大量的外匯儲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更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幷發展國內資本市場。
2005年，中國在吸引了全球大量資本流入的同時，資本輸出速度也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海外投資。對此，戴拉米指出，企業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必須加强風險防範意識。一是政治風險，近幾年中國海外投資中對自然資源的投資佔了很大比重，由於很多國家自然資源屬國有化，民族主義色彩濃厚，在投資前必須考慮到相應的政治因素。二是政府更迭，“一些國家往往這届政府向投資者所許諾的，到了下届政府變動後就不兌現了”，因此投資者在簽約前必須考慮到投資保障系數有多大。三是匯率風險，投資前應了解清楚一國貨幣是否可兌換，以及匯款自由度如何，以確保投資利潤可轉換成硬通貨，即國際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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