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9日電／香港特首曾蔭權上周一表示香港早已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商界和政界紛感到愕然及驚訝，擔心港府經濟政策會作大改變；曾蔭權昨特別發表署名文章，以題為“大市場，小政府 —— 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澄清港府一直沒有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哲學，但因應市場全球化的變化，必須採取主動，研究如何“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以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以下是其文章全文內容：
一位記者上星期一問我，十一五經濟高峰會提出的策略性建議是否秉承積極不干預政策。我回答說，“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前財政司夏鼎基爵士使用的字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近年喜歡以“大市場、小政府”來形容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
“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一項非黑即白的政策。夏鼎基爵士1980年也提及：“有些人會認為這政策不過是放任主義，說起來好聽一點罷了，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政府‘甚麼都不管’的態度。
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他說：“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盡管，“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
回想夏鼎基爵士出任財政司時，全球的經濟思維深受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思想影響，凱恩斯經濟學者主導着許多國家的公共政策辯論，大政府、福利主義、國有化與政府干預廣受認同。
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十分波動。1973年的股災後，本港經濟步入衰退。接着，發生了兩次石油危機，港元1974年起自由浮動，又觸發更強烈反應。在嚴重的通脹下，經濟前景更加不明朗。
夏鼎基爵士認為，香港要應付這些挑戰，必須讓市場力量自己發揮作用。他當時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要抵擋不斷要求政府干預的壓力。
七十年代以來，世界發生了不少的變化。內地的快速經濟改革，東西歐的經濟阻隔結束，全球化年代開始。如今，自由貿易、市場自由化和公開競爭的意識已廣為接受，認為是經濟成功的處方。
在這個發展歷程中，香港有一個共識，就是政府在經濟的基本角色，是為市場提供一個有效運作架構，並在市場運作明顯失調時採取行動。
但隨着香港的經濟發展，經濟需要轉型，政府政策也不能一成不變。例如，政府從八十年代初的金融危機汲取教訓，建立起完善的貨幣與銀行架構；1987年股災後，我們改革了證券市場，為此後20年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奠下穩固基礎；在1997年之後的金融及經濟風暴中，我們進一步開放金融業，開放電訊、資訊科技與廣播市場；最近幾年，我們讓地鐵及領匯上市；去年，我們修改稅制，以利於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現在，我們正研究加強競爭政策架構，並就如何擴闊稅基諮詢公眾。這些都是政府不能不承擔的責任。
還有，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經貿談判，也不能留給市場處理。我們積極參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談判、世貿談判，捍衞自由貿易，受到其他貿易夥伴敬重。隨着我們與內地的經濟聯繫發展，我們主動與中央政府商討如何能加強聯繫，並在2003年推出CEPA。政府的角色，責無旁貸。
除了回應市場發展外，我們另一經濟政策是維持小政府原則。今天，我們以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監控政府的規模。這方式已經沿用30多年。夏鼎基爵士在1981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指出：“香港公營部門的相應體積由1975年的16.2%上升至1980年的21.2%……公營部門決不可以無止境地增佔社會資源……其直接結果，是削弱市場面對急速變化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應變能力。”
在這方面，我們現時面對的處境與夏鼎基爵士於1981年所面對的並沒太大分別。
多年來，歷任財政司以不同的詞彙來描述香港的經濟狀況，反映出政府對本港經濟變化和需求的回應。不同的詞彙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因為這樣能讓市民有效、準確地了解政府政策。
不過，單以一句口號式的用語，不能管窺今日我們經濟政策的全豹。如果你仔細研究香港經濟政策，你會發現過去50多年來的財政司的經濟理念一脈相承之處，在於我們並沒有背離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經濟哲學。
事實上，香港一直以來都是自由巿場的典範。過去12年，香港一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費沙爾學會（Fraser Institute）評定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1996/97年度，我首次以財政司的身份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強調政府對經濟所作的努力是“提供基本的法律及規管架構，作為發展自由公平巿場的基礎”；“透過奉行小規模政府，以及奉行稅率低、穩定而明確的稅制，鼓勵企業發展”；及“妥善管理公共財政，以滿足巿民對現代化的基礎建設、更完善的居所及健康護理服務，以及更優良的學校和社會福利的要求”。
去年，我作為行政長官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提到主要的經濟策略之一是“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鼓勵企業精神和公平競爭”。
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這特質迫使我們必須配合全球巿場的力量。《基本法》亦訂明，我們需要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確保貿易和金融服務的巿場自由。然而，我們雖然肯定巿場競爭的重要性，但並不表示政府可以袖手旁觀，處於被動。正如我們在十一五高峰會的討論上找到明顯而廣泛的共識，就是在面對世界和內地的急速變遷，在採納有利巿場的方針的同時，必須採取主動，研究如何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為社會整體提供合適的平台，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
我深信香港巿民會支持這項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