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獨立報》10月24日發表題為《諸葛亮和鄧小平的外交方略》的文章，評中國的對外政策。認為中國目前的內政外交服務於使國民生活在本世紀中葉達到小康水準這一任務。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注意力轉向發展對外經濟聯繫，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積極利用外部因素推動國家發展：一是加強經濟外交，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二是與美進行對話與合作；三是積極推動國際棘手問題的解決。文章主要觀點如下：
外交主要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
中國領導人公開宣佈，到本世紀中葉要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達到小康。如今，中國的內政外交都服務於這一任務。
鄧小平主政之初推行經濟改革方針，但仍沒有放棄諸葛亮和周恩來的外交方略。不過，改革的發展迫使中國領導人將注意力從外交領域的縱橫捭闔，轉向發展對外經濟聯繫，首先是與西方，後來是與莫斯科。鄧小平是這種轉移的倡導者。多極化和全球化成為北京新的指向標，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要積極利用外部因素來推動國家的發展。
三年前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外交問題研討會上，一位中國專家強調，中國最關心的是周邊問題，至於全球事務，則要看具體情況。北京希望以周邊近鄰為依託。在西方，外交重點是俄羅斯以及俄羅斯參與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在東方，嚴格地說是在東南方向，重點是與東盟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經濟集團建立自由貿易區。
周邊外交異常活躍
北京過去一段時間在這兩個方向的外交的確非常活躍。俄中存在了幾十年的領土問題得以解決，已經不會再影響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雙方還簽訂了友好條約。中國與其他前蘇聯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領土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中國和越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成功緩解了與東南亞一系列國家的領土爭端。
此外，北京在其他方向的外交也日趨活躍。其中最顯著的是與印度的關係。北京和新德里不僅開始著手解決領土問題，而且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找到共同語言。當然也有齟齬不斷增加的外交領域，如對日外交。許多專家認為，中日在如何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問題上的爭端是亞洲新舊兩個經濟大國相互競爭的體現。 北京對國際問題不夠關注的論點也早已過時。“中國在國際上日趨活躍，這一點有目共睹，”謝爾蓋·拉伕羅夫在卸任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一職並出任外交部長時對記者發表了上述看法。不過，分析家們也發現了另外一個現象：在許多情況下，中國外交官總是極力回避爭端，只要這種爭端不涉及中國的利益。這種態度表現在2003年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拉克問題進行的辯論中。當時，北京與莫斯科、巴黎和柏林處於同一陣營，但似乎又靠後半步。結果，大家得到的總體印像是俄法德“三國”與美國對立。
而如今，北京似乎放棄了這種做法。在討論聯合國改革問題時，北京的強硬態度幾乎不亞於華盛頓。正是中國人首先提議推後討論有爭議的安理會改革問題。他們贊成印度、同時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提醒各方：聯合國下一任秘書長應由亞洲人擔任。
經濟外交的地位則提升得更快。這很好理解：在迅猛發展的中國經濟中，外資和出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排世界第六，而外貿總額已排到世界第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人越發相信，全球化進程為他們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提供了“戰略機遇”，可以確保他們獲得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 北京與歐盟和東盟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對話機制，積極參與亞太經濟理事會的工作，中國代表團如今成為各大洲的常客。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使得北京進入拉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保護區，與西方展開競爭，或是結交在西方看來有問題的夥伴，如伊朗和蘇丹。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