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8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小社論說，台北中正紀念堂的靜坐學生不到十個人，這是很殘酷的現實。學生固然不應捲入藍綠惡鬥，但不能失去最起碼的正義感與理想性。這不是當前大學生的錯，而是時代的反射產物，學運的困境，其實也是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困境。
小社論說，時代不同了，學運的抗爭方式、訴求當然也會不同。只是沒想到，一場希望陳水扁停職靜候司法調查的良心學運，帶頭者不敢承認自己是發起人，參加者更比到場採訪的記者還少，大學生對於公共事務冷漠至此，實在令人不敢置信。
學運之所以可貴，原因不在於學生提出的訴求有多麼了不起，而在於學生純潔心靈帶給麻木社會的刺激與反省。事實上，學運種種過於天真浪漫的理想願景，對於沈浸在權謀鬥爭的政客們才是當頭棒喝，也才可能成為社會追求正義與進步的重要動力。
小社論說，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野百合學運適時呼應了反對老賊修憲的社會氣氛，也因而扮演了臨門一腳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見，學運最重要的是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不要怕表態、不要怕被貼標籤，不論贊不贊成罷免案，大學生都應該表達最起碼的正義感與理想性。
其實，任何社會只要理想主義持續下降、現實主義不斷升高，學運就會呈現出類似面貌。就此而言，當前學運的貧弱無力、缺乏理想色彩，其實只是台灣社會逐漸失去理想性格的縮影而已，這不只是學運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問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