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0日電／ 許多做法，需要時間的咀嚼才能品出真味。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發表文章稱,去年，很多人還把浦東新區的綜合配套改革更多地與上海這座城市的未來發展連在一起;現在，人們則意識到，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以及改革不輟的深圳特區的綜合配套改革，其重大意義可能在於：重新演繹中國改革開放開路先鋒之角色，向更深處的體制創新探索變革之道。
弈到中局的“謀變之舉”？
文章認爲, 事實上，這三個地區，以及他們所分處的3大經濟圈，在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正步入弈棋的中局階段。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達到182321億元。作爲改革排頭兵的深圳、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其GDP總量分別達到4926.90億元、2000億元、1600億元的成績。而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更以佔全國10%多一點的人口創造了佔全國41%的地區生産總值。
然而，擁有先發優勢者也迎頭遭遇“成長的煩惱”——資源、能源漲價且供給不足産業亟待昇級地方諸侯大戰，産業同質化嚴重……珠三角、長三角“疲憊”了。更重要的是再往深處變革就將觸頂政策禁區。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對此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經濟正從片面發展走向全面發展、從低質量發展走向高質量發展、從不平衡發展走向平衡發展從不協調發展走向協調發展。這其中觀念、組織以及制度上的創新至爲重要。
習慣了一路狂飈突進的先行者，該如何邁步從頭越？
浦東就是在這樣的“中盤”前，强烈地意識到，需要加快改革步伐，突破發展甁頸，增創體制優勢。
在2004年7月浦東新區區委一届四次全會上，浦東的决策者們研究提出浦東新區進一步推進制度創新和擴大開放的主要任務——他們將之概括爲“六個化”——經濟運行市場化、商務環境國際化、功能開發區域化、增長方式集約化、公共事務社會化、政府管理法治化。
而在國家層面，爲了更好地貫徹落實十六届三中全會精神，國家發改委提出了選擇幾個地區進行綜合改革試驗的設想。浦東新區黨委書記杜家毫目前回憶到：去年初，他們在獲悉國家發改委的這一想法後，立即向上海市委、市政府作了彙報，在第一時間向國家發改委提出申報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發改委對此非常重視，專門派調研小組到浦東考察，綜合各方面因素，認爲在浦東這樣一個局部進行試點，基礎比較好、風險比較小，取得經驗以後，也有利於在面上推廣。馬凱主任多次聽取彙報，對浦東“六個化”的改革思路給予了肯定，幷且對微觀經濟等領域的改革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數月後，浦東新區的改革試點報告提交到了國務院，幷且獲得了批准。
當天津濱海新區昇格爲國家試點後，對於試點佈局的深意也豁然開朗。
天津幷不是環渤海經濟總量最大的、但却是一個社會比較穩定的城市，也不是矛盾聚集的城市，比如天津沒有出現農民工潮和農民工荒，拖欠農民工工資也不突出。因此，很多學者認爲，中央對天津濱海新區的期望幷不同於上海浦東和深圳，而是要解决一個協調發展的問題。
從全國來講，經濟佈局正呈現出“南高北低”、“東快西慢”的格局。將來東部地區繼續快速發展，支持西部和中部崛起，無疑需要找一個新支點來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有一定經濟發展基礎、但經濟質量不高的環渤海地區，無疑是最合適的另一個新支點。
顯然，綜合配套改革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新的戰略啓動點，是推動地區協調平衡發展的支點之一。
也正因此，人們對於深圳特區成爲繼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後的第三個“國”字號試點，幾乎沒有懷疑。那祗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體制再造成爲“核心詞”
文章表示, 新一輪試點佈局，不僅是在空間上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內地延伸更爲重要的是它的發展動力不再重點來源于政策或財政傾斜，取而代之的是以體制再造爲核心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綜合配套改革，與過去大不一樣——以往是國家出政策，地方試點；而現在是地方出意見，中央批准。
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楊周彝認爲，優惠政策好比直接給糧食，而試點賦予的是“生産自主權”。
而對於浦東、天津濱海抑或深圳來說，三地雖然同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基礎較好、區位優勢明顯等，但他們也有著迥异的“個性”。
首先是經濟結構不同，浦東和深圳服務業比重較高，濱海新區第二産業比重較高；其次，是國家對三個地區的要求或定位也有所不同；第三，是三地區行政管理體制不同，浦東和濱海新區均爲區一級建制，深圳則擁有更大的决策權，也擁有獨立的立法權；第四，是各自遇到的障礙和困難不同：浦東和深圳更多的是要解决資源、環境和開放變量約束下的再發展問題，濱海新區則迫切需要解决加速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顯然，三地的綜合配套改革，是必須在“規定動作”內完成更多“自選”。
上海方面在試點方案中提出把重點放在體制創新上其中最核心的三條是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金融體制改革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據透露“十一五”期間浦東新區還將在推進政企、政資、政事、政府與中介組織分開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推進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有重大舉措。
深圳提出要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市政府出台的2006年1號文件要求在金融改革創新發展方面實現新的跨越實現金融業從規模發展向效益發展、從引進發展向對外輻射發展等“五個轉變”。同時事業單位改革、行政性國有資産監管體制的改革、財政性資金的配置方式改革等也都在深圳醞釀推進。
而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皮黔生則表示，要按照經濟區來架構新區的行政管理模式、做大做强功能區，幷在政府的管理體制和機制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有關人士稱“十一五”期間濱海新區每平方公里投資密度將累計新增22億元實現生産總值53億元。
深圳、浦東、天津濱海新區的改革正是中國嘗試觀念、組織以及制度再創新的關鍵之舉。有關專家分析指出在三地的改革藍圖中圍繞政府職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觀念創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是核心是破解全局性癥結的“刀鋒”。
綜合改革“難度很大”
文章指出,儘管浦東新區成爲“國”字號試點地區不到一年，天津濱海新區的正式身份也才剛剛過去22天，深圳的綜合改革更祗是停留在“地方糧票”中，但是，它們各自的綜合配套改革却早已啓動，而且已經程度不同地遇到了困惑與問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三地顯然都打算通過行政區劃方面的調整來推動綜合配套改革，上海一直熱烈討論的是“二級市”構想；天津計劃對濱海新區內的“五個行政區、三個功能區”進行整合；深圳則正設想剝離街道辦以下行政部門的經濟管理職能，使之成爲提供公共服務的社區管理機構。
不過，三地學者都承認，難度很大，阻力不小。
從廣度上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文化生活、社會和諧、生態環境等。
從深度上看，綜合配套改革會觸及一些體制內核問題，可能會是一些經濟、社會、法制等制度的再造過程，也是一個整體制度創新的過程。改革將更多地涉及不同利益群體、利益關係的調整，改革既需要總結和一定的破與立，也需要較高的操作藝術。
若將制度創新劃分爲三個層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種趨勢。一是項目層面的創新，早期中央的放權讓利多屬於這個層面；二是與項目相配套的政策層面。比如土地批租，外資優惠政策，這都是推動項目的政策；第三個層面就是推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如何和國際慣例相接軌，這是更深的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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