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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濱海新區詮釋中國改革新佈局。 |
中評社香港6月12日電／“我們從去年開始，就考慮產業轉移最佳時機點，會內成立了投資考察小組，到各地了解投資環境。”深圳台協會長鄭榮文說，缺乏勞動力、水電資源不足，加上許多具備發展優勢的地方政府積極招手，都是促成台商北移的催化劑。
中國時報報道，環渤海區已列入大陸“十一五規畫”重點發展區域，中央是否給“政策”比什麼都重要。許多深圳台商就說，在中央政策的利多之下，位於環渤海區核心的城市，將會有大量資金投入基礎設施，而為了吸引台外商聚集，投資的條件也將更為優惠，未來他們將成為台商北移的新據點。
事實上，每個中國大城市都有其發展特點，台商產業應先了解該城市規畫再投入。而台商北移或許不見得移走整個產業，但顯然，透過尋找新根據地才能在下一步競逐中獲取更大利基點。
報道說，廿六年前，人口兩萬八千人的深圳只是個小漁村，如今，這個吹響中國改革開放號角的南方小鎮，已蛻變為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當年，懷抱再創業夢想進廣東的台商，如今也都已攀上事業最高峰，不是擴廠，就是“北伐”尋求新基地。
一九八九年前往深圳，創立金順台藝品廠的鄭榮文說，“當時選擇深圳主要是進可攻內銷市場，退可守外銷市場。二十個工人薪資，還抵不上一個台灣經理，你投不投資？”就這樣，鄭榮文的藝品廠規模漸大，投資數千萬美元，每年行銷歐美產值已數億人民幣。
“一九九一年我到東莞大嶺山時，周圍都是農田，僅有一條泥巴路通到車間，下雨時，集裝箱卡車常被卡在泥濘中動彈不得”，東莞台協會長郭山輝回憶當年說，東莞那時就是以稅賦和土地優惠，讓他決定留在東莞投資。十幾年後的今天，郭山輝的台升國際，已是年營業額超過百億台幣的家具大廠。
報道說，隨著珠三角投資環境的變化，台商北移已成趨勢。表面上，投資環境變化、商務成本提高是主要原因，但地方產業面臨升級、尋找附加價值更高的投資地，也是考慮要素。台商北移，和當年台商登陸如出一輒。
台灣電電公會公布報告，把當前大陸投資環境概括為：“珠三角的投資環境在惡化，長三角接近飽和，環渤海經濟圈正在崛起”。電電公會副總幹事羅懷家說，“缺油、缺電、鬧水災對珠三角的影響有目共睹”。
“看準北移趨勢，北方各省地方政府，無不傾巢而出，進行搶人大作戰”，廣東省台商服務中心投資部執行長劉冠逸說，深圳市內的開發區招商辦，就多達二百多個。
地方政府吸引台商的確各憑本事，除了優越的投資條件吸引台商外，卯足勁招商是主要關鍵。常被台商津津樂道的是，有“小台北”之稱的昆山。
前昆山市副市長朱鳳泉，為了研究如何在昆山建立筆記型電腦生產鏈，將一部筆記型電腦拆開，將內建的八百多個零組件逐一找出哪個台商製造的，列出名單看哪些廠商還沒到昆山投資。多次來台的昆山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宣炳龍更絕，每次離台都拍攝數百張台灣加工出口區的環境規畫圖，背回好幾袋資料。他說，“學好台灣營運模式，比招商更重要”。
“打完九洞高爾夫球，就可完成筆記型電腦的採購”，台商說，對於國際採購大廠來說，這在全球是難以想像的事。能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發展成全球ＩＴ製造業中心，昆山除了因政府招商得力外，利用上海做為ＩＴ產業的研發基地，連結研發、製造及銷售流程，也是主要因素。
類似昆山這樣的城市，在大陸北方也開始在“複製”。經常到大陸各地考察的鄭榮文，就舉位在天安門廣場正南五十公里、越來越多台商聚集的固安開發區為例，它與北京城隔著永定河相望，具備發展ＩＴ信息及汽車工業的條件。
固安不被外人熟知主要因為○四年才運作，但不到兩年已有屬一屬二的ＩＴ企業京東方，投資二十億人民幣。固安距首都機場及天津新港都不到四十分鐘，境內還有數條國道及高速公路貫穿。更重要的是，他有條件發展成北方的“昆山”，主要是利用中關村成熟的ＩＴ產業鏈做為研發總部，把低廉的製造鏈放在固安。
另據新華網報道，3月，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被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佈局。6月6日，國務院透過中國政府網全文發佈《國務院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從地方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從戰略提出到戰略實施，被認為中國經濟第三隻引擎的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終於在海內外長時期的關注中“鳴槍”起跑，擔負起引領中國經濟未來的使命。
經濟專家用“深意、新意、和意”六個字，解讀這一戰略佈局。觀察家認為，這樣的解讀不僅僅是熱鬧，也正說明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中國新階段改革發展的一個縮影。
“當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升格為國家戰略後，人們對於國家這一戰略佈局的深意也豁然開朗。”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皮黔生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經濟界人士稱，中國推進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在沿海選擇‘戰略極點’牽引”的路徑。20世紀80年代中國選擇開發深圳、90年代選擇開發浦東，掀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波高潮。
“現在輪到天津濱海新區了。” 皮黔生說，深圳、浦東、天津濱海新區正好分處於中國東部沿海版圖的“南、中、北”三端，這“三駕馬車”運行的方向、速度，正暗合或象徵著中國經濟發展高潮由南向北推進的整體進程。
最新公佈的中國統計年鑒表明，珠三角、長三角已躍升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極”，而環渤海城市群發展仍較緩慢。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呈“南快北慢”態勢。“先進的城市，落後的地區”，去年一度公開披露的環京津貧困帶調查，讓人們見識了在這兩大繁華都市周圍的貧困現狀。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選擇開發天津濱海新區，希望天津濱海新區來帶動環渤海乃至我國北方經濟的發展。”皮黔生認為，天津濱海新區位於天津東部臨海地區，地處環渤海灣的中心，是華北、西北地區通向世界各地最短最好的出海口，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無疑是最合適的新引擎。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梅松博士則表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北方地區沒有中央重大的政策傾斜的情況下，此舉表明中央對地區發展更注重均衡。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6月8日宣佈，空中客車A320飛機中國總裝廠落戶天津。空中客車公司的A320系列是當今全球航空市場150座級單通道飛機的主力機型之一，在華合資建設的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將完全按照空客公司在歐洲生產線的標準和工藝，生產的飛機具有相同的質量和價格競爭力。
在中國20多年承接國際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背景下，空中客車落戶無疑是一個“符號性”事件，折射著中國製造業開始轉軌邁入向高端發展新階段。
根據國家對濱海新區的功能定位，這裏將是我國高水準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
“這與當年深圳和浦東開發的起步不同，”天津濱海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宋聯新說，“濱海新區開發是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啟動的，其發展模式不能再純粹以追求GDP為目標，必須遵守科學發展觀，走新型工業化協調發展道路。”
宋聯新說，“與當年深圳和浦東起步時的另一個不同是，天津濱海新區一開始就被確定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為全國新階段改革開放提供示範性經驗。深圳和浦東的最初開發動力則重點來源於政策或財政傾斜。”
4月26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天津濱海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國務院關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最近對外公佈。《意見》中隨處可見的“新”字，且都在管理、金融、土地、財稅等多方面改革舉措中閃現，為綜合改革試驗區渲染出一片新意。
“這與我國改革所處階段吻合。”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謝慶奎說，從全國形勢來看，靠體制內的優惠政策來推動社會前進已後繼乏力，目前改革進入體制改革和創新“深水區”。國家設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就是為了在“深水區”給全國的改革探路。
據了解，2005年11月下旬渤海產業發展基金經國家發改委批復同意在天津設立。同年12月31日，首家總部設立在天津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渤海銀行挂牌。這些金融創新都明顯具有“試點和先導作用。”
此外，為把天津建設成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中國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已批准在天津港東疆港區設立保稅港區，重點發展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採購、國際轉口貿易和出口加工等業務。這也是目前中國面積最大的保稅港區。
2005年12月6日，河北省省長季允石向天津市長戴相龍表示，“河北省將把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作為加強兩省市經濟技術合作，促進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第二天，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做出了幾乎相同地表述：“北京要抓住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機遇，與天津進一步密切聯繫，不斷加強軟、硬環境建設，建立定期的資訊溝通機制，共同推進京津冀環渤海地區發展。”
“這種外部‘和意’是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最迫切需要的。”天津市委財經辦研究員馬獻林認為，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最大障礙就是條塊分割，如果條塊分割解決不了，未來濱海新區的輻射力和帶動力的平臺作用就不可能有效發揮出來。
長期以來，受政績考核影響，地方高層大多追求行政區經濟“自閉式”的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突出制約因素。皮黔生說，如今，地方高層的發展眼光已發生變化，開始從區域視角謀劃發展。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將躍上區域內行政主動推動的層面。
“濱海新區要承擔更大重任，也需要加快破解內部的‘不和諧’問題。”皮黔生說。
記者了解到，根據濱海新區“十一五”發展目標，初步測算，未來五年，需要建設的專案累計投資在5000億元。保持這樣大的投資力度，顯然必須透過多種途徑籌措資金。因此，加大民營資本的進入是一個重要手段。目前，濱海新區民營經濟發展慢，比重太小，佔經濟總量的比例只有10%，需要加快民營經濟發展。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剛認為，濱海新區自主創新能力亟須增強。目前濱海新區七大高新技術產業群已初具規模，但國外的技術、品牌佔有絕對優勢，大多數為人們所熟知的產品都是透過招商引資和技術引進的方式來生產的。必須在培育具有本土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方面有一個大的進步和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