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7日電／香港大公報今日發表社論說，政府昨日公布《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諮詢文件》，提出在各局增設副局長及局長助理職位，協助十一位問責局長工作，加強高官問責制的落實推行。新職位約需增加六千萬元支出。
社論認為，從完善特區政府架構及加強問責制而言，新職位的開設有其必要。回歸前，本港公務員體系奉行「政治中立」原則，公僕即使官至司局級，參與政策制訂，也只是在所謂「港督會同行政局」之下「等因奉此」、照本宣科，政治上不具備決策權力，也無需承擔責任。這種局面，顯然與回歸後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不符。
二○○二年，前任特首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明確三司十一局主要官員脫離公務員隊伍，改為政治任命，並從社會上延聘志同道合、有德有能之士加入，共同輔助特首依照基本法有效施政。
而高官問責制實行四年來，成效是顯而易見的。其中最突出的變化是主要官員不再安坐辦公室，「好官我自為之」，而是必須面對市民、議員、政黨及輿論的質詢，必須要為其所制訂的政策、措施負責。問責制下，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因被指「偷步買車」辭職，前衛生及福利局長楊永強為「沙士」處理不善而黯然下台，其中雖有政黨針對性的從中作祟，亦多少體現了問責的精神。眼前，為推出銷售稅，「財爺」唐英年就必須走上前台大力「促銷」，接受「千夫所指」，不能「側側膊」。
而四年來的事實亦顯示，十一位問責局長在一些重大決策問題上，不免有「光桿牡丹」之嘆，在需要為政策推介或辯解時缺乏足夠的支援，因為在現行制度下各級公務員只有提供行政、技術支援之職，而無「挺身而出」分擔政治責任之責。如果長此下去，不但主要官員「難頂」，問責制的推行也不免大打折扣，增設副局長及局長助理之議因此被提上日程。
社論認為，然而，開設新職位有助加強問責制，只是「官方觀點」，從市民大眾角度而言，新職位是不是「多隻香爐多隻鬼」，六千萬公帑開支是不是物有所值、用得其所，才是問題關鍵之所在。眼前，公務員已實行「五天工作制」，又正醞釀重新招聘人手及薪酬檢討，特首新加坡之行說香港高官的薪酬待遇和人家「冇得比」，但市民大眾卻未必如是想，市民要問的是政府的施政水平和效率是否有提高，擔心的是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但開源節流的工作有沒有做好？……因此，副局長、局長助理職位的開設，如果只是多了二十多位高薪厚祿的「高官」，而不能在施政效率上讓市民看到更多的實質成效，那想要市民不批評、不抱怨就是不可能的。新職位的開設不是問題，問題是新職位必須要有明確的職權範圍和責任，必須要和原有類似的公僕職位有所分工，而不是兩個人的飯現在四個人吃。
諮詢文件提出，副局長的職責是在制訂政策目標和推行時「從政治考慮角度為局長提供意見」，以「取得公眾的支持」，以及加強局長和立法會議員、傳媒、社會人士的聯繫，爭取支持；局長助理則協助局長和副局長「執行一般的政治工作」，並「負責擬備政治性發言及演詞。」
從文件看來，新職位的主要職責並不是十分具體和明確，和現有局長行政助理、新聞秘書的工作似有重複之嫌，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
社論總結說，當然，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制未來將會進一步走向民主、開放，吸引更多才志之士加入政府、服務市民，是應有之義，也是進一步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落實基本法所必須。未來從政人才必須要才德兼備，即有行政、專業之「才」，同時又要有愛國愛港之「德」，才是特區之福，才能有所作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