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訊╱題：日本對華外交的兩個策略 作者：余永勝（南京），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
日本一方面力促中日高層會晤，另一方面卻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加大進逼中國的力度。這兩個方面看似矛盾，實則互相配合與策應，共同服務於日本的國家利益，分別形成對華政策的「陽謀」與「陰謀」。
二月十一日，第四次中日戰略對話在日本結束。這是自去年十月第三次戰略對話以來，雙方高層的首次直接接觸。那次戰略對話，因為小泉拜靖國神社而不了了之。此後，日本一直不厭其煩地利用各種機會，力促雙方高層尤其是首腦和外長的直接會晤。從釜山APEC會議，到吉隆坡東亞峰會等等，不一而論。這也是日本近年來對華外交的一個重要特點。可以說，致力於推動高層會晤，已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突出特徵。
如果僅就其對外交流，特別是「高層會晤」的執著來看，日本似乎不乏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在於，日本在力促外交會晤的同時，卻在關涉中國民族感情及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不斷加大進逼中國的力度，挑戰中國的忍耐極限。如何看待日本對華外交中的兩面性？這兩個方面，哪一方面才更具本質性？對此做出正確回答與判斷，對於我們制定相宜的日本政策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利益考量促使日本改善對華關係
毋庸諱言，日本也有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因為日本很清楚，良好的中日關係對日本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種戰略意義，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上，而且體現在外交和安全等多方面。
中日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眾所周知的。而這種依賴近年呈現的新特點在於，中日對於對方的依賴程度正呈明顯的此消彼長之勢。二○○四年，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日本在中國的貿易伙伴中卻退居第三位，且日本對華貿易存在著巨額順差。從更為宏觀的視野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期，這種衰退期直至近兩年才出現轉機。國際經濟界的共識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日本經濟的復甦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此情況下，改善中日關係，至少是維持現狀避免繼續惡化，對於剛剛進入經濟復甦期的日本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從政治上說，日本近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爭取成為政治大國。但日本其實很清楚，沒有中國的認可，其政治大國夢很難成真。二○○五年，日本「入常」夢的破滅就具有某種暗示意義。二○○六年新年伊始，日本改變了「入常」戰略，撇開「四國聯盟」，單獨提出了聯合國改革方案。這個方案，撇開了其它三國而單打獨幹，這就使日本「入常」的阻力更為集中，中國的態度因而更為關鍵。此次戰略對話，日本的「入常」問題就是雙方三大議題之一，日本在此問題上對中國的戰略需求是顯而易見的。而從外交上說，日本已陷入了自戰後以來空前孤立的境地。與中韓兩國的僵冷關係自不必說，與俄羅斯之間也因領土糾紛而頗多齟齬。日本的外交窘境讓日本自己都感到難堪。這一點，從日本首相出席國際會議時的尷尬，就可以明顯地表現出來。在此情況下，改善與中國這個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關係，對於日本擺脫外交困境，無疑具有示範效應。而從安全上說，中國在東亞安全機制中扮演的積極而重要的角色，已得到舉世公認。日本無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毫無疑問，良好的中日關係對於日本的安全利益，有著明顯的積極意義。
正是基於這些戰略考量，日本才有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動力。而推動兩國高層會晤，則是日本能夠而又願意採取的最主要手段。在日本看來，這樣的方式不僅直截了當、見效快，而且最重要的，可以在不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實現改善中日關係的外交目標。從「投入──產出」比上看，這一方式最為上算。因此，在首腦及外長會晤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日本近來開始採取退而不成求其次的策略，各種官方及民間團體接踵訪華。在一月份野田毅訪華並獲得唐家璇國務委員的接待之後，三月份又將有多個日本團體來華訪問。所有這些，都是日本希望通過外交手段改善兩國關係的表現。
日本的政策與目標南轅北轍
如果僅就其對兩國交流特別是「高層會晤」的執著來看，日本似乎不乏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在於，日本在力促高層會晤的同時，卻在關涉中國民族感情及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不斷加大進逼中國的力度，挑戰中國的忍耐極限。
歷史問題作為中日關係的痼疾，近年來呈現越發嚴重之勢。小泉首相已五次參拜靖國神社。新一屆內閣的其它主要成員，如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外相麻生太郎等，無不在此問題上以右翼立場著稱。日本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的右翼立場，不僅激起了中韓等亞洲國家的憤怒，而且許多西方國家也對此表示了關注。近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日本政要在此問題上執迷不悟的錯誤立場，認為此舉不但影響東亞和平與穩定，而且還會把美國拖進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人民感情的做法，完全抵消了其通過外交手段改善兩國關係的努力。
而在中國最為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日本近來的進逼幅度更是驚人。去年二月，日本答應了美國提出多年而未被採納的建議，將台灣問題列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二○○六年一月，日本又開始修改《周邊事態法》，把台海明確列入「周邊事態」範圍之內，其武力干預台海的狼子野心已經清晰化；二月四日，外相麻生太郎又美化侵台歷史，荒謬地把台灣的成就歸功於日本對其進行的殖民統治。考慮到台灣對於日本來說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日本染指台灣的野心和力度正呈明顯的躥升之勢。顯然，在中國最為敏感的問題上肆意妄為，傷害的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嚴重威脅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至於在釣魚島、東海爭端等問題上，日本同樣是得寸進尺。二○○五年一月，日本制定「西南島嶼作戰計劃」，明確表示將「嚴厲打擊侵犯西南島嶼」的外國軍隊。前一段時間，日本又與美國一道聯合舉行「奪島」軍事演習，其針對釣魚島的意圖已不再有任何遮掩。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並不是從來如此的，而是呈明顯的進逼態勢。比如，一九九七年《周邊事態法》剛出台時，日本對「周邊」的解釋並未把台灣包括在內，而是採取了模糊立場。這表明，日本雖然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謀求中日關係的改善，但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問題上，卻不斷加大進逼中國的力度。二者之間，形成南轅北轍之勢。
對華外交兩面策略的實質
如何看待日本對華政策中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二者之中，哪一方面才更具本質性？
其實，外交會晤只是改善兩國關係的平台，它固然有利於營造友好氛圍，促進兩國關係的改善，但最重要的是，雙方在實質問題上要持友好與合作態度。如果以這樣的標準衡量的話，日本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不僅缺乏誠意，而且用意曲折，包含著明顯的深層用意。其力促高層會晤與進逼中國利益之間，不過是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共同服務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這一點，從近年來日本政客常用的一個伎倆中，也可以反映出來。近年來，日本高官經常在中國問題上「失口」，然後再「糾正」或「澄清」。這樣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其卑劣、陰險而又委瑣的心理：既想在核心利益上挑戰中國，又因為時機不成熟而兩面三刀。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通過「進一步、退半步」的方式，在向中國「陪小心」的同時，逐漸把挑戰中國的戰略意圖明確、公開、強化。在日本看來，這種對中國政策逐漸「加溫」的方式至少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防止「青蛙跳沸水」效應在中國身上出現。
因此，日本對中日交流特別是高層會晤的熱心，顯然不是單純的「致力於改善兩國關係」所能解釋的。事實上，它只是日本對華外交兩面策略的一個方面，只有將其放在整體與系統中看待，才能獲得全面、客觀、本質的認識。日本的如意算盤在於，在不改變進犯中國利益政策的前提下，僅僅通過「高層會晤」之類的技術外交手段，就實現兩國關係的再正常化。如此一來，一方面，良好的中日關係滿足了日本在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對中國的戰略需求，另一方面，日本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巧取豪奪中國的利益。前者既可以為後者打掩護，又可以向外界展示其「和平、友好」的形象，從而把中日交惡的責任推給中國；而後者在進犯中國利益的同時，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逼」中國改善與其的關係，讓中國吞下苦果。二者貌似矛盾，實則相互促進、配合與策應。這是一種典型的「陽謀」與「陰謀」相結合的戰術。前者屬於「明修棧道」，後者則是「暗渡陳倉」。不過，二者並非對等關係，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是本質。
對於日本對華外交的兩面策略，我們應保持清醒認識，並回之以「投桃報李」術：對於其改善兩國關係的舉動，因為畢竟形式上有利於兩國關係，我們也不妨積極回應；至於其進犯中國利益特別是核心利益的行為，則應堅決回擊，決不留情。既不因此廢彼，也不因彼廢此。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4月號，總第1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