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7日電／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持續了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及分析。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及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爲：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與美元挂鈎。而幾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銀行界，及國際學術圈的經濟學家，都認爲人民幣應該浮動。
南方週末發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肖耿文章表示,其實，固定與浮動匯率祗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祗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宏觀經濟的行爲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的理解。
文章認爲,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政府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貿易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港幣與美元的挂鈎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05年期間的挂鈎，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1994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挂鈎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價格體系。在計劃經濟里，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價格幷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價格的調整更容易、也更順利。
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貿易及資本市場爲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預測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宏觀經濟環境。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挂鈎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
文章稱,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爲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産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價格上漲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昇值來减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産率迅速增長而産生的非貿易商品價格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産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貿易商品(如住房)價格的上漲，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昇值就有必要。
固定匯率能够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丁美洲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爲它們持續的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祗能讓匯率浮動。
文章指出,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爲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昇值的風險。
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沖突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貿易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纍美元淨資産，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昇值的預期形成幷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决的矛盾及沖突：本國居民通過貿易順差不斷積纍淨美元資産但却不願持有美元資産！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昇，幷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爲“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沖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産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産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而投資美元資産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昇值時，人民幣資産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昇值率，因此：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爲什麽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
文章說,在沒有通脹時，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昇值的替代關係，人民幣昇值壓力及昇值率也必將相應减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减小。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産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减低昇值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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