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1日電／漫漫昇值路突現風雲，上週五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再度“破8”;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已進入看漲通道。國際金融報文章說,一些經濟學家認爲，人民幣昇值對緩解目前巨大的貿易順差和緊縮經濟不無裨益。
文章認爲,從人民幣昇值的歷史來看，昇值本身與宏觀經濟走勢的相關度幷不高。自去年7月昇值以來，經常項目貿易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依然呈持續增長的態勢。今年5月份以來，中國貿易順差更是創下單月130億美元的歷史高點。由此可見，要想得到對未來精確的預測，必先將人民幣匯率昇值過程中與宏觀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進行詳盡的剖析，藉此對未來的匯率可能的變動方向及其與宏觀經濟的關係作出正確的判斷。
匯率作爲單一的經濟指標，必先將其植根于宏觀經濟之中，透過微觀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爲將其變動進行傳導，方能得出準確的政策效應認識。然而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盡相同，微觀經濟環境却往往差异甚大，因而同樣的匯率變動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中所得結果可能出現偏差，甚至截然相反。
文章分析,一般而言，匯率政策作用的微觀傳導途徑主要有生産者和消費者兩大方面。
從生産者傳導途徑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出口導向型，且貿易依存度相當高，長期以來不斷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中“三來一補”貿易所佔比例極高。在此情况下，對外出口的壓力相當大。由於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貿易壁壘，人民幣名義匯率昇值造成的壓力無法通過提昇價格的方式傳遞給國際買家，惟一的選擇是自行消化。鑒於目前國內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降低工資來化解昇值壓力不失爲企業的選擇。於是，强力的出口欲望與可行的內部消化措施將名義匯率昇值的壓力消弭于無形。
其次，從消費者傳導途徑來看。雖然中國的勞動生産率一直在不斷提昇，但是內部消費的欲望却一直受到壓制。2000年中國投資支出佔GDP比重約爲36%左右。2004年，該比重則高達44%以上。與此相反，國內居民的最終消費率則持續下降，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已經從2000年的61.1%下降至2004年的53%左右。兩相比較，萎靡的消費與旺盛的生産共同催生了强烈的出口欲望。
另外，受制於教育、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國內消費需求在短期內將難有起色。相反，儲蓄欲望必定十分强烈。在儲蓄利率不斷下調、小額賬戶收費制度不斷完善之際，中國總體儲蓄金額仍呈不斷上昇趨勢。如此以“自保”爲目的的儲蓄幷不如“投資”那樣對利率敏感。再加上目前國有銀行貸款集中于大型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對利率的敏感度同樣很低，因而名義匯率上昇帶來的利率下調效應在微觀主體那裡受到阻滯。實際情况也的確如此，央行提昇存款準備金率等一系列貨幣政策緊縮措施僅僅改變了國有壟斷商業銀行的盈虧點。
在解釋了人民幣匯率昇值效應傳導途徑之後，仍需結合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才能對長期昇值效應作出評估。文章表示,未來中國經濟政策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而非數量，希望通過藏富于民來釋放長期壓制的消費潜力，進而推動整個經濟結構向知識創新與自主前進方向發展。如此的政策目標反映到當前宏觀經濟政策上則可以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擴張的財政政策”加以概括，擴張的財政政策應以改革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爲先，而非基礎設施投資。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中長期人民幣昇值效應的準確傳導可以寄望于更爲靈敏的利率反應與更爲强大的內部消費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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