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9日電／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國正在爲如何更好地考核地方經濟發展的績效而大傷腦筋。因而，當５月２３日國家統計局下屬部門公佈一項全新的政策建議時，立即引起了各方關注。這項建議的核心是：對“十一五”規劃中列出的國土空間四類功能區，應施以不同的政績考核標準，對一些禁止開發的地區，應放弃以ＧＤＰ爲考核標準，幷允許這樣的地區ＧＤＰ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傅勇文章指出,勿庸置疑，確立何種考核政績的標準在中國實在是太重要了，它幾乎成了地方政府行爲的指揮棒。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政績觀是以ＧＤＰ爲核心的。這種直覺最近被學界證實。更具體地說，我們是在按照一種相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指標來考核官員，也就是將地方官員的政治昇遷與當地ＧＤＰ增長相挂鈎，幷且採用相對績效評估的方式將現任官員與其前任官員和臨近省份官員比較，儘可能消除評估誤差，加大激勵效果。現實中，ＧＤＰ指標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政績大小的首要指標。
文章稱,這種以ＧＤＰ爲核心的政績觀對促進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其巨大的成本正在日益地凸現出來。斯坦福大學的錢穎一教授認爲，ＧＤＰ可以較充分地反映出經濟福利。如果這樣，ＧＤＰ就類似于“最優統計量”，以它來考核政績就不會造成太大的扭曲。可是，由於地方政府官員對當地公衆提供的服務是多任務和多維度的，如果激勵祗側重在ＧＤＰ這一易於測度的部分，則會導致政府的所有努力向追求ＧＤＰ傾斜，幷忽視了其他的重要方面。
一方面，地方政府過度注重經濟增長率，注重政績工程，而忽視了增長的質量，如環境質量維護和效益指標的提高，有的官員甚至僞造增長數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區域合作方面動力不足，地方保護主義和重複建設問題屢禁不止。原因很簡單，在相對績效考核下，官員們祗關心自己與競爭者的相對位次，從而不僅做有利於本地區經濟發展的事情，而且也傾向于去做不利于其競爭對手所在地區的事情。其中，對於那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積極性最高，而對於那些“既利己又利人”的“雙贏”合作却興趣不大。這就是中國各地方惡性競爭多於合作的深層次原因所在。
文章表示,這些問題越來越成爲中國經濟高效率增長的桎梏，改革考核官員的方式也就變得越來越緊迫。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可以兼顧各方面的指標。不久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國家統計局某官員的話，刊發了一篇題爲《中國放弃“綠色ＧＤＰ”計劃》的文章，隨後中國官方又在最短的時間予以否認。可是，令人信服地核算“綠色ＧＤＰ”幷作爲考核標準的困難是衆所週知的。因爲，“綠色的”東西通常是沒有市場價格的。
其實，要形成科學的政績觀，單單依靠上級政府的某個指標作爲考核標準是不够的。
實際上，在一個本質上屬於地方分權的國家中，至少有兩種機制可以很好地規範地方政府的不當作爲。那就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前者指的是一個政府轄區內的居民通過呼聲和投票等渠道向政府部門傳遞自己的不滿和要求；後者指的是，對於地方政府提供的治理服務，居民可以通過遷移來在作出選擇。
文章認爲，在上述約束很好地發揮作用之前，地方政府的政績觀還很難得到根本的扭轉。應該說，這兩種機制在中國都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這也進一步表明爲什麽我們不得不倚重現行的ＧＤＰ考核標準。
不過，這種情况正在發生明顯的改變。實踐中的基層民主已經被證明能够有效地改善政府治理的效率；幷且，隨著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鬆和人口流動的自由化，地方政府也必將越來越重視如何留住幷吸引稀缺的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源。可以想象，如果生産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即便是政府仍然追求ＧＤＰ目標，那也必須考慮降低企業和家庭的資源環境成本。在這個方面，我們再次看到將市場化改革推向深入的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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