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6日電／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情况良好，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但是出現了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的情形。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文章認爲,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三個問題高度相關，其中投資增長過快是這三個問題的核心問題。本文將說明這些問題給國民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探討産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調控措施，幷對適合中國當前産能過剩突顯情况下的宏觀經濟理論進行一些思考。
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的影響
文章首先從投資增長過快爲切入點來分析這些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
首先，當前投資增長過快的後果不在於通脹的壓力而是産能過剩的惡化。投資在沒有建成前是需求，投資增長過快，在一般情况下會産生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目前中國國民經濟中多數製造業産能過剩的情形仍然凸顯，即使投資增長過快，導致跟投資相關的某些産品的價格上漲較快，但是那些産能過剩行業的産品的價格還會繼續下降。因此，和2003、2004、2005年的情形一樣，國民經濟中一邊熱，一邊冷，兩相抵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仍然會在低位徘徊，通脹的數字不會太高。所以，當前投資增長過快帶來的主要問題不在於通脹壓力，而是，等投資建成後變成産能，會使現在已經凸現的産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其次，對外經濟不平衡反映的是國內産能過剩。中國今年消費增長非常迅速，1-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44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3%，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2.4%。但是，在多數産業産能過剩的狀况下，國內的需求仍然相對不足，於是反映爲對外的不平衡。今年前6個月外貿順差持續增加，5、6月份的經常賬戶出現了130億和145億美元的巨額盈余，一再創歷史新高，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
第三，外貿順差擴大導致國內外經濟更加不平衡。今年3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8751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一。在這種狀况下，外貿盈余繼續增加，其結果將是：(1)人民幣昇值的壓力加大，幷引發對人民幣昇值的投機，有些外資的進入，例如外商在房地産上的投資具有投機性，使資本賬戶有更大的盈余，這又會增加外匯儲備，進一步加大人民幣昇值的壓力，形成惡性循環；(2) 中國在國際上的貿易摩擦，以及遭遇反傾銷的情形會越來越多，惡化對外經濟環境；(3)外匯佔款大量投放，銀行可用於貸款的資金增加，對投資增長過快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第四，宏觀調控面臨兩難選擇。在産能過剩的情况下，宏觀調控政策將面臨很多兩難選擇：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控制投資增長過快的常規方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資的成本。但是，在産能過剩的情况下，提高儲蓄利率會降低消費需求，使産能過剩的情形更難擺脫。可是，如果祗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就會擴大利差，使銀行有更大的增加貸款的沖動，結果，和控制貸款以抑制投資增長的願望相違。另外，産能過剩，國內需求相對不足，外貿出口和貿易順差會增加，使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上昇。但是，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進口，使國際收支平衡，降低昇值壓力，可是出口减少、進口增加將使産能過剩的情形更趨嚴重。
第五，房地産業表現异常。當前，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不僅表現在製造業方面，房地産業也有同樣的情形。針對這幾年房地産業投資增長過快的情形，去年3月國務院出台了“國八條”，2005年房地産業投資增長20.5%，比2004年的增長率下降5.3個百分點，今年1-5月則有所回昇，比去年同期又增長了21.8%。雖然近年來房地産業投資保持高速增長，房地産的供給增加較快，但是却表現出一些异常的現象：國家統計局公佈的5月份國房景氣指數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1.22億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長17.8%，空置商品住宅6728萬平方米，增長15.9%。按理，供給增加如此之多，空置面積不斷增大，房地産的價格應該會下跌，但是，1-5月，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同比上漲8.9%，商品住宅的銷售價格則上漲11.3%。商品住宅的價格不僅已經很高，而且，還在不斷上漲，新建樓盤又以高檔大戶型居多，使得現在城市一般居民對商品住宅的需求跟現在的供給之間存在結構和支付能力上的雙重矛盾。
當前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的原因分析
文章表示，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上述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既有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體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
當前投資、信貸增長較快的正常、合理因素有三點。其一，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早期，即使産能過剩，産業結構和技術昇級的空間都還非常大，因此，高投資回報率的機會很多。而且，從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等東亞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均收入增長很快，居民和企業的儲蓄傾向都會很高。在既有投資機會又有充足資金的狀况下，投資增長自然比較快。這是中國縮小和發達國家産業、技術、收入水平差距的一個重要機制。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造業的基礎大爲加强，尤其分佈在中國沿海珠三角、長三角的製造業已經形成了許多很有競爭力的産業群聚，使得大批以出口爲導向的外資將産業轉移到中國來，作爲出口基地；同時，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也吸引了大量以進入到中國國內市場爲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些外資的進入不僅使中國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率進一步提高，而且，也提昇了中國的外貿出口競爭力和進口替代的速度，加大了外貿盈余和外匯儲備的積纍。
其三，在經濟快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情况下，對房地産的需求增加，因此，較快的房地産業的投資增長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上述因素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都是屬於有利的一面，在解决當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時，不應該妨礙這些正常、合理因素的作用。
在當前産能過剩已經凸現的情况下，投資、信貸、外貿順差增長過快，投資領域過度集中，也反映了現存體制和政策中的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銀行業過於集中。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業爲主，而銀行業務則集中於四大國有商業大銀行。其結果是：(1)中小企業，包括服務業，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總體來講資金回報率最高，又最能够增加就業機會。一般情况下，中小企業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就業機會較多，收入分配較平均，居民的消費傾向較高。但是，在中國目前的狀况下，中小企業發展相對不足，减少了就業機會，擴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使居民的儲蓄傾向提高，在其他投資機會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儲蓄資金進入大銀行。(2)大銀行先天就比較傾向于大項目，而且在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所帶來的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市場競爭壓力下，銀行更加重視追求利潤，目前利差又很大，所以大銀行給大項目和大企業提供貸款融資的積極性就更高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好的大項目通常輪番出現，幷且比較集中，投資就往往輪番集中在少數幾個行業，例如，汽車、房地産、建材、能源等。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爲。GDP增長率對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性和現行的生産型增值稅，使得地方政府無論從政績的考慮還是從財政收入的考慮，都有激勵去鼓勵投資。爲此，地方政府競相以各種辦法來刺激投資，除“兩免三减”等稅收優惠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壓低土地的價格，有些地方爲吸引外商投資，土地是免費的，甚至負責把廠房蓋好。對每個地方政府來說，這些投資都直接、間接是有利的，但對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有很多就會是重複投資、過度投資。
第三，外資、外貿政策。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既缺資金，又缺外匯，是一個典型的“雙缺口”發展中經濟。1978-1990年的12年間，有9年進口大於出口，貿易出現逆差。爲了彌補外匯缺口，在1985年中國政府採取了出口退稅政策以鼓勵出口。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爲了增强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又再次强化了這個政策。現在外匯缺口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仍然沿用外匯缺口時代鼓勵出口的退稅政策。同樣，在改革開放初期，爲了填補資金缺口，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採取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給外資企業很多政策優惠，包括稅收“兩免三减”，所得稅祗有國內同類企業的一半等，這些政策發揮了許多積極的作用，使中國成爲除了美國之外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結果，從1994年開始，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年年都出現巨額雙順差，預計到今年年底將達到10000億美元。
這種國際收支的結構性失衡加大了人民幣投機的壓力，由於中國的資本賬戶尚未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爲了投機人民幣昇值，經營外貿的企業可以以低報進口産品價格、高報出口産品價格的方式，合法將由此獲得的外貿盈余兌換成人民幣，這可能是去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達到1020億美元，以及今年1-6月實現順差614億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房地産投機性需求。1) 中國有錢的人，在縣城裡賺了錢，就要到市里買房；在市里賺了錢，就要到省會買房；在省里賺了錢，就要到北京、上海買房。這樣的購房習慣既反映了中國經濟、教育、文化、基礎設施的水平和政治權利的高低成正比之外，這些外來戶也有相當大的比例把購房作爲投資，買來的房子空著沒人住，屬於投機性需求的成分。(2) 中國是全世界對外國人進入本國房地産市場最開放的發展中國家。1998年前實行內銷房和外銷房分開，1998年之後由於産能過剩和通貨緊縮，這個界限就被取消了，外國人的購房投資成爲資本賬戶尚未開放情况下的一個漏洞。有些外資爲了投機人民幣昇值，他們將外匯換成人民幣合法投資房地産。一方面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和人民幣的昇值壓力，另一方面，抬高房地産的價格。等待人民幣昇值以後，這些投機資本再從房地産套現，設法換成外匯，來雙雙獲利。這種國內和國際投機需求以有利於投機的大戶型爲對象，房地産的價格不斷被哄抬高，開發商也就不願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購買而利潤微薄的小戶型住宅。
長短結合解决體制問題
文章認爲，當前中國的生産、金融、外貿都處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應該利用這個有利時機，解决經濟中存在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但是，長期問題的解决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也有必要同時採取一些短期的措施，長短結合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的發展。
(一)控制投資和信貸增長過快
在一般市場經濟中，政府主要依靠利率政策來調節投資和信貸行爲，而利率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是銀行體系具備良好、規範的信貸行爲，幷且，經濟體系中供需大致平衡。目前，中國銀行信貸行爲的微觀基礎有待加强，多數産業也存在産能過剩。因此，爲抑制當前過快的投資和信貸增長，央行採取的定向票據和提高準備金率以减少銀行過度充足的流動性，同時，運用窗口指導，加强銀行在貸款時對貸款企業的行業准入和貸款條件的審查和要求，這些是在當前條件下的必要短期調控手段，視情况還可以再加强這些措施。
(二)降低銀行貸款過度集中于大企業和少數行業
短期內應該要求商業銀行遵照有關政策，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支持力度。從長期來講，關鍵在於大力發展地區性中小銀行，降低中國的銀行集中度。今年3月人代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和近幾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一號文件》都已經明確提出要發展地區性中小金融機構，包括地區中小銀行。當前的要務是從試點入手盡快將這個政策落到實處。
(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
從短期來看，最好的辦法是：(1)管住地根，控制土地開發的總量；(2)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給的透明度，幷使地價向市場價格回歸。從長期來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1)改生産型增值稅爲消費型增值稅，降低地方政府爲稅收而過度刺激投資的積極性；(2)禁止地方政府用稅收减免等方式創造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用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的政策吸引投資；(3)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標，消除GDP崇拜，按照科學發展觀重新擬定地方政府官員的評價體系。
(四)改革在“雙缺口”條件下形成的外資、外貿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採取的吸引外資、鼓勵出口的政策曾經發揮了很好的歷史作用，但是，現在已經到了應該進行必要改革的時機：(1)實行“兩稅合一”，取消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統一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和稅收政策，按WTO的原則實行國民待遇；(2)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雖然爲WTO框架內所允許的政策，發達國家也普遍採用，但是，目前中國外貿順差過大，人民幣幣值也沒有高估的情形，可以根據不同行業的情形，先降低、甚至取消，將來有必要時再考慮恢復。
(五)抑制房地産投機需求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商業活動量增加，不管商品住宅或是商業營業用房的需求都會大幅增加，所以，從房地産“使用需求”的角度來看，應該支持房地産業成爲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之一。但是，對於房地産的“投機需求”如果不給以抑制，不僅多數居民和企業正常的“使用需求”因爲價格過高無法支付，得不到滿足，而且，還可能出現房地産的泡沫和金融危機。爲了抑制投機需求，除了“國八條”、“國六條”和建設部等9部門的“十五條”提出的增加小戶型住房的供給、提高按揭首付的比例、五年內轉售必須繳納營業稅外，還可以考慮：(1)徵收物業稅，房地産的業主按面積每年付稅；(2)徵收房地産轉手交易時的資本獲益稅。
産能過剩條件下的宏觀理論思考
文章分析，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包括理性預期理論，當投資增長過快和外貿順差過大，有效的治理措施應該是提高利率、匯率，讓市場價格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來取得投資和外貿的均衡，這是國外許多宏觀經濟學者的主張，國內也有不少學者支持這種看法。這種新古典理論政策主張的前提是經濟基本均衡。
可是，如果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調，上述依靠價格來進行邊際調整的主張，就不能産生使經濟恢復均衡的預期效果。以中國爲例，如前所述，由於産能過剩的存在，試圖以提高利率和匯率來抑制投資和减少外貿順差的意圖都會使産能更爲過剩而出現兩難的選擇。在發達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當産能全面過剩時，由於缺乏好的投資機會，降低貸款利率不見得能刺激投資；同時由於産能過剩，企業破産或開工不足，導致就業預期變壞，降低儲蓄利率也不見得會刺激消費。
凱恩斯主義認爲，當國民經濟中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調時要使國民經濟恢復均衡，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使凱恩斯主義也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當前的情况，因爲，凱恩斯主義宏觀理論的前提是投資和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造成結構失衡，而中國的實際情况是投資增長過快，造成産能嚴重過剩，可是，不管投資或消費需求都不疲軟。中國要解决的問題是控制投資過熱，避免産能過剩的惡化，幷啓動內需使國民經濟恢復均衡。
文章最後說， 經濟理論來自于經濟現象，中國當前這種産能過剩和投資沖動幷存的宏觀現象過去不曾出現過，因此，也沒有完全適用於中國情况的現成理論可以作爲宏觀政策的參考。但是，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用經濟理論來解釋，現在沒有合適的理論，正說明這是進行理論創新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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