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3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登社論說，趙建銘案在檢方偵查期間，出現了律師為當事人預擬的一份“教戰守則”資料，從已知的訊息看來，這份材料先後由多位律師草擬。而趙建銘在偵訊期間回答檢調單位的問話，據說這份材料發揮了相當的作用，許多問題都被事前猜中，也都有如出一轍的標準答案予以回應。這種現象簡直是台灣法治敗壞極其嚴重的指標，更透露律師倫理的嚴重偏差，甚至足以侵蝕台灣司法運作的整個根基。
律師法明文規定“律師應遵守律師倫理規範”；律師倫理規範中則有如下的要求：“律師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實之發現”、“律師得於法庭外向證人問其所知之事實，但該詢問以就必要事實之說明或為辯護有必要者為限，不得誘導證人為不實之陳述。”檢調偵查時所為之訊問，基本上是調查事實，不是詢問意見，被訊問者，是要就親身所知之事實提供回答，律師並不是當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也不是代理人，不能代替當事人回答事實問題。因此，律師們為了當事人應訊，預擬可能的問題並代擬答案，基本上是極不妥當的行為，那是在以律師自己認為適當的答案，代替當事人的事實認知，充當當事人的回答，此與誘導無異。
要知道，即使律師只是教導當事人回答“不知道”或是“不記得”了，也可能構成教導欺瞞的行為。因為“知道”或“不知道”、“記得或不記得”，只有本人自己最了解，律師不能越俎代庖。律師預為當事人擬就問題與答案，由當事人依樣畫葫蘆於偵訊中加以回答，就是違反律師法，欺瞞執法人員的行為。嚴格地說，此作為不但有違反律師倫理的問題，還可能涉及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刑事責任。
社論指出，令人擔憂的還不只於此，如果這種律師為當事人預擬教戰守則的作為成為風氣，律師倫理勢必蕩然無存。事實上，先進國家的律師實務，乃至台灣的律師執業經驗之中，這種問答內容的教戰守則，根本就是聞所未聞之事，現在在趙建銘案中出現這種行為，真是駭人聽聞。就趙建銘等人聘請的律師陣容而言，都是赫赫有名的佼佼之士，竟然會在檢方搜扣的資料中，查獲“教戰守則”，能不令人對於律師倫理亮起紅燈，產生高度警惕之心？偏偏趙建銘的岳父就是鼎鼎大名的律師，難道對於這樣一種敗德的行徑，完全不能認識其非？真是教人感到詫異不已！
社論說，如果不能辨明這種預擬教戰守則的行為是一種錯誤，認定其違反律師倫理，甚至必須嚴肅以對，我們擔憂社會大眾在閱讀相關新聞之後，會誤以為這就是律師的常態任務，而不知道其實這為特殊身分人士過度服務的錯誤行徑；也會誤以為律師的任務，就是教導當事人如何說謊、欺騙執法人員以求脫罪，而不瞭解律師其實必須誠信正直，在司法程序中教導當事人說實話，幫助法院發現真實，才是正當的執業活動。正是這類教戰守則的惡劣示範，會讓整體律師界形象蒙羞，也使得社會對律師習於說謊的訕笑與刻版印象有了具體的事實基礎。
因此，為社會法治觀感計，為法治教育計，為維護律師形象計，為釐清律師倫理規範計，都不能將此事等閒觀之，坐著不理。律師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的行為，是應該透過自律組織交付懲戒的。教戰守則的曝光，是一件嚴重違反律師倫理風紀的行為，律師界難道不該有所反應，採取應有的風紀措施？否則律師倫理規範淪為廢紙，司法正義渺不可得，豈不是律師“總統”治台經驗中絕大的諷刺與笑話？
社論最後說，當律師公然為當事人準備教戰守則，尚不認為自己有錯，這些律師恐怕都該重修執行律師職務的教戰守則。這也充分顯示當前的法學教育中，並不重視律師倫理課程，也未普遍教導學生將來執行律師業務應該遵守的行為界限為何，如今終於出現嚴重後遺症了。這恐怕是一個值得整體律師界、法學教育界乃至司法界正視、思索並且設法補救的一個大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