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0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說，七月九日，檢方“密訊證人吳淑珍”，關於“密訊”的形式，及“證人”的身分，皆生爭議。先談“密訊”。偵查不公開，是指庭內諸人不得洩漏偵查祕密，而絕不是指連何時傳訊亦不公開。相反的，偵訊的期日絕非秘密，可使公眾知道案子的進度與程序。
唯以吳淑珍的情況而言，身分敏感，行動不便，為安全及執行順利計，倘不主動公開偵訊期日，尚可理解。但是，在偵訊既畢，以本案受到社會關注，即應宣諸公眾，沒有繼續隱瞞的道理。
社論指出，檢方此次在“密訊”吳淑珍後，非但檢方未對外公開，連府邸方面亦未對外說明；一直到了見諸媒體，檢方與府方在數小時後始予證實。可見，這是蓄意隱瞞，動機可議。
有評論指出，這是府檢雙方配合，“偷偷摸摸”地約談了事，事後亦祕而不宣，其用心是欲在最後偵結時刻，猛不防地突然端出來，說是已經約談過了，藉此規避輿論與民意在此時對此一重要約談行動的必要監督與議論。這樣的“密訊”，對檢方及府方的形象及公信力，皆已造成重大傷害。
社論又指出，其次，吳淑珍以“證人”身分應訊，亦有爭議。不少法界人士認為，檢察官應以“犯罪嫌疑人”身分約談吳淑珍；亦即，應按刑事訴訟程序的慣例，以“被告”偵訊吳淑珍，且窮盡一切偵查手段追究真相；而非由吳淑珍“作證”，然後對其說法照單全收。因為，即便不以社會輿論指述的情節作判斷，僅以吳淑珍自己承認的種種情況而論，她都是“犯罪嫌疑人”，而非“證人”。
吳淑珍承認從黃芳彥那裡拿了太百禮券，但辯稱是“金孫滿月禮”，說她不知道黃芳彥如何得到禮券。然而，黃芳彥介入本案，憑藉的當然是他和陳水扁夫婦的關係；人家送他大筆禮券，不用問也知道是想藉此取得第一家庭的支持。若謂吳淑珍完全不知情，那也就罷了；但吳淑珍自己的談話，又露了底。
吳淑珍說，太百發生經營危機時，有企業界人士向官邸探消息，但她和扁都未介入，她只是“關心”太百的紓困會不會影響台灣經濟。吳淑珍又說，徐旭東曾拿著手提電腦赴官邸解釋他入主太百的問題，是誠品吳清友介紹的。她的談話，至少證實了“太百經營權之爭”進行之際，她就已經因這些人士向官邸探消息而“關心”；且徐旭東還拿著手提電腦當面向她報告。
社論說，倘果如吳淑珍所說，她並未介入經營權之爭，則徐旭東為什麼要向她報告？徐旭東是和李恆隆有密約的人，最後得了彩頭亦有賴黃芳彥之力，黃芳彥還拿了大筆禮券；則若李恆隆等人涉及背信等犯罪，吳淑珍難道會毫無共犯之嫌嗎？何況，這類罪名，以及共犯問題，和吳淑珍有無公務員身分根本沒有關係。吳淑珍在太百經營權之爭既“關心”又“聽取當事者簡報”，待塵埃底定之後，拿著黃芳彥送來的太百禮券去消費，如今卻宣稱一切不知情，檢察官也將她當作“證人”，豈非可議？
有人認為，讓吳淑珍“作證”，則她不能說謊，否則有偽證罪的麻煩；而吳淑珍若是“被告”，則她不但可能說謊，甚至可以行使緘默權，將問不出什麼結果。然而，究竟以“證人”或是“被告”訊問，根本就不能從這種角度思考，而應當以涉案情形來判斷。縱然“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可享有許多權利，亦不能刻意迴避。再說，訊問“被告”可以反覆求證其供述、再次訊問，亦可以和其他被告對質，這才是釐清事實真相應有的作法。至於說謊問題，則對照本案遭揭發以來，陳水扁夫婦前後矛盾的說詞，恐怕不論是“證人”還是“被告”，吳淑珍都不見得會說實話。
社論總結說，檢察官密訊“證人”吳淑珍，似在預告太百禮券案即將石沈大海；就像過去的“國安”祕帳案、新瑞都案、高雄市議會賄選案、高捷弊案，到如今的台開案、SOGO案一般，檢方的“切割”手法愈見老練，司法的公信力則已蕩然不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