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目前中國經濟出現了局部過冷又局部過熱的雙向失衡。繼續加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力度可能會加劇資源緊缺、通貨膨脹，而且不容易解决結構性失衡問題。而如果採用緊縮的宏觀政策，可能會加劇消費需求不足，産能過剩和企業大面積虧損，結構性問題更爲突出。因此，宏觀經濟政策處於一個兩難的處境。經濟觀察報發表北京大學經濟所房地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馮科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周春生聯合署名文章如是說。
過熱尚未來臨
2006年是“十一五”規劃開局年，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43313億元，同比增長10.2%，略快于上年同期9.9%的增長速度。由於2005年下半年對GDP統計口徑的調整，使得統計數字會高於按原來的計算方法，目前10.2%的增長率幷不能說明中國經濟已經過熱。
相反，生産資料價格指數與消費價格指數之間的差距擴大，說明上游産品價格上漲仍然難以順暢地向下游企業傳導，企業虧損面呈現擴大趨勢，産能過剩的矛盾依舊尖銳。進入2006年，中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急劇下降，這是由於中國生産能力過剩長期積纍的結果。中國一般加工工業領域出現嚴重的生産過剩，已容納不進新增投資，致使部分産業增長下滑，出現局部經濟偏冷。
今年一季度生産資料價格止跌回昇。2006年1月生産數據價格已止住去年末跌勢，同比下降1.04%，月環比上昇0.11%。2月環比昇幅再提高到0.8%，同比降幅縮至0.77%；3月時環比價格更提高到1.02%。中國的部分生産資料價格有所回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的供需狀况。
然而一些戰略性物質資源産品出口價格的扭曲值得注意。目前，中國原煤的出口價格約爲115美元/噸，而用2噸原煤才能生産出1噸的焦炭，其出口價格僅爲135美元/噸，焦炭的出口價格被嚴重低估。這種不合理價格背後的“合理”原因，一方面因爲中國焦化年生産能力超過2億噸，存在嚴重過剩；另一方面，是由社會承擔了生産焦炭的外部成本，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焦炭生産幷沒有收取高額排污費。焦碳作爲不可再生資源其出口定價機制值得反思。
整體上，一季度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2.9%，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6.5%。然而，生産資料價格的回昇幷沒有推進CPI的跟著上漲。一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1.2%，比上年同期回落1.6個百分點。分類別看，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9%，比上年同期回落4.2個百分點；居住價格上漲5.0%，其餘商品價格與上年同期相比大體持平或略有下降。
目前中國房價仍居高不下，一季度房地産價格同比上漲5%。上海房價在一季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彈，北京則出現了高企房價下的搶購風潮。房地産宏觀調控使得土地供應面積和新開工建房面積的减少，人們對房價的昇值預期加强，更擴大了對房地産的現期需求。而同時出現的是住房空置率的提高，這部分原因是由於投資性購房的比重不斷增大，部分房地産商待價而售的趨向也導致了房屋空置率的提高。
文章認爲,雖然當前總價格指數上漲很小，但是警惕通縮的出現還是宏觀調控值得關注的問題。
伴隨著工業化的加速發展，中國宏觀的經濟運行和調控出現了越來越複雜的情况和矛盾。現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存在三大悖論，即市場總需求增長乏力的同時固定資産投資需求增大過快，物價水平上昇的同時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值很高，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於前期恢復程度顯著的同時失業率反而繼續攀昇。這就使得宏觀經濟政策既難於擴張，又難於緊縮，從而增大克服宏觀經濟失衡的困難。同時，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困難也在不斷加大。這就極大地提高了經濟發展成本。
僅就就業問題而言，中國在實際失業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同時存在“民工荒”現象，摩擦性失業問題凸顯。從中國的耕地面積來看，大約祗要1.5億人的農業勞動力就足够了，因此有近3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投入城鎮就業大軍。理論上，中國幷不缺少勞動力。 “民工荒”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技術性員工比較缺乏，另一方面是目前中國工人的工資太低，存在不願就業的情况。
結構失衡可能加劇
文章稱,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爲了擴大內需，中國政府從1996年以來一直實施擴張性積極財政政策，2005年以來“穩健”的財政政策也幷沒有根本改變財政的擴張性。所謂穩健的財政政策可以理解爲“不變”的財政政策，即擴張性財政政策一直都處於延續狀態，幷沒有因爲宏觀調控而有所减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祗是從總量上擴大投資，然而却缺少對結構性投資的關注與權衡。
因此，中國在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結構矛盾。一方面是部分産業已出現了大量的産能過剩，虧損企業數量不斷增加，投資趨于冷淡；另一方面是有些産業正處於高速發展期，對投資有很大的渴求。目前中國經濟出現了局部過冷又局部過熱的雙向失衡。繼續加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力度可能會加劇資源緊缺、通貨膨脹，而且不容易解决結構性失衡問題。而如果採用緊縮的宏觀政策，可能會加劇消費需求不足，産能過剩和企業大面積虧損，結構性問題更爲突出。因此，宏觀經濟政策處於一個兩難的處境。
中國人民銀行于4月27日宣佈，從2006年4月28日起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准利率27個基本點,這對於抑制投資過熱的成效可能不大。因爲，中國的貸款利率缺乏彈性，利率幷沒有市場化，利率幷不能真實地反映資金的供求關係。就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而言，地方政府、企業比個人對貸款利率更不敏感，因此加息幷不能有效遏制地方企業和企業不斷加强的投資意願，相反，由於個人對貸款利率比較敏感，因此個人消費信貸在今年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少增245億的基礎上有可能進一步萎縮，總需求不足的狀况將會繼續擴大。
今年前三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26萬億元，已超過了全年貸款預期目標的50%以上。信貸投放、貨幣供給增長過快，加上加息成效不大，可能推動GDP過快增長，加劇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因此，政府應引導和規範商業銀行注意信貸風險，適當控制貸款投放。
在銀行面對存貸差過大、虧損壓力大的情况下，央行可以提昇貸款利率、降低或不動存款利率以擴大銀行利差，對銀行進行救助。按理說，加息應當是存款利息與貸款利息一起加，可央行却不敢加存貸款利息。因爲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目前持有約3萬億的債券，其中中長期固定利率債券約爲2.4%。按照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劉煜輝博士的推算，假定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所持有的中長期固息券平均期限爲10年，如果央行加存款利息0.25,則其所持有的債券理論上會下跌1.5%,損失可能高達360億元。
投資拉動型模式未改
文章表示,第一季度高速增長的信貸規模與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緊密相關。由於房地産投資增速减緩，固定資産投資增長更多的是由於中央政府加大對煤礦、鐵路的投資和地方政府對城鎮基礎設施投資大量增加拉動的。由於對生産安全問題的考慮，國家關閉了許多中小煤礦企業，煤礦産量下降了近1/3，能源短缺矛盾放大。
爲了緩解供求矛盾，維係經濟的正常發展，國家投入大量資金新建大型國有煤礦企業，由此引致了對固定資産投資需求大增。中國資源分佈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平衡加大了對運力的需求，緩解運力緊張需要擴建鐵路，這也是進一步拉動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的重要因素。
2006年是“十一五”規劃開局年，地方政府擺出“挖坑種樹”的勢頭，不斷增加、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央投資與地方投資雙管齊下，2006年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將仍處於高位運行。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13908億元，同比增長27.7%，比上年同期加快4.9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産投資11608億元，增長29.8%(3月份6314億元，增長32.7%)。從改革開放27年的經驗數據來看，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保持在13.2%-22.3%的增長空間比較合理。而目前中國27.7%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率超過合理增長區間上限5.4個百分點，明顯偏高。
由於對未來支出預期的不確定性，中國城鎮居民的高額儲蓄一直無法轉化爲消費支出。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後于經濟增長，人們對未來的醫療支出，住房消費和教育費用等有較大的需求預期，都導致居民收入增長更多的是換來儲蓄率的不斷增長，而沒有擴大現期消費。
迫于國際社會的壓力，人民幣有繼續昇值的趨勢，這將影響中國的出口增長。一季度，出口1973億美元，增長26.6%，回落8.3個百分點。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的人民幣昇值已經影響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出口的下降。從現在的局勢來看，人民幣匯率有繼續上調的潜力，下半年中國的出口增長將繼續下滑。
中國工業化加速階段出現的種種矛盾和沖突，需要在通過維持經濟增長穩定在一定速度的前提下處理和解决。在消費維持穩定，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下，維持經濟增長速度，也祗有提高投資的增速。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效率却在不斷下降。用每百元資源投入産生GDP增長值來衡量投資效率，1986年-1990年百元資源投入産生GDP增長29元，1993年-1997年爲14元，1998年-2002年6元，而2003年後已降到6元以下。
過分的以加大固定資産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將對未來經濟造成危害，降低投資效率，加劇産能過剩，引致結構失衡，造成環境、資源等一系列問題，破壞GDP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應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粗放型發展，促成集約型的經濟增長。然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於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而制度創新很大程度上依賴下一階段的政府改革，但政府改革又是一個複雜艱巨、“知易行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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