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溫哥華6月12日電/ 經濟的全球化、技術的革新以及美國經濟的增長在促進生産力發展的同時，卻沒有給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帶來多大的改善。事實上，當今的工人比以往更容易被解雇或失去醫療保險和退休金等相關的生命線。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探討了失業和工作不安全感帶來的心理和社會代價，並且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占人口1%的富人擁財富三成多*
據《美國之音》報道，以前，幾乎每一個美國人的收入會隨著生産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今天，工人的生産率比五年前高出24%，而他們的實際中間收入基本上沒有變化。他們創造的經濟價值大部份流向年收入超過1百萬美元的人手上，造成財富的高度集中。30年前，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佔有美國所有財富的不到五分之一，但是今天，美聯儲的數位顯示，這極少部份人擁有的財富超過美國所有財富的三成以上。
*伯恩斯坦批“個人靠自己”經濟學*
華盛頓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生活標準專案的主任、資深經濟學家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他的新書《同舟共濟：公平經濟的常識》中把這種現像稱作是YOYO經濟學，即“個人靠自己”的經濟學。星期二，在華盛頓自由派智囊機構美國進步中心舉行的研討會上，伯恩斯坦對這種經濟政策提出了批評。他說：“當經濟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從全民的就業轉移到給一些個人提供最大的激勵，YOYO經濟學就産生了。今天我們看到了它所帶來的結果。隨著經濟思維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經濟政策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會從政府能夠做什麽來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做出貢獻同時又能從現有的資源中獲益轉向這樣一個問題，即政府能夠做什麽以便不擋道？”
*烏詩特爾：失業損害身心健康*
紐約時報的經濟記者烏詩特爾(Louis Uchitelle)在大量採訪和報導的基礎上撰寫了《可有可無的美國人》一書，對失業現像進行了探討。他說，這不是關於失業的故事，而是關於被解雇給一個人帶來的經濟以外的傷害。他說：“這是關於有一天你被告知你不值我們支付給你的這些錢所帶來的損害。被看作沒有價值給自信帶來的打擊使很多人覺得自己不夠好，由此引起的自我責備以及自信的喪失會引起長期的心理傷害，也對公衆健康造成損害。”烏詩特爾說，由被解雇引起的公共健康問題不能只是公司管理層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從社會和政治上做出反應的問題。他以美聯航設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維修中心的案例，說明裁員並不一定是必要的。他建議要準確的統計失業的人數，同時要求公司公佈裁員的具體情況和資料，促使他們更爲負責。
*斯珀林：調整政策 共同繁榮*
美國進步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克林頓政府的白宮首席經濟顧問以及國家經濟顧問主任斯珀林(Gene B. Sperling)在研討會上也談到了美國人工作上的不安全感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影響。他說：“我認爲，他們有一種向下墜落的嚴重恐懼感。不僅僅是你失去工作要經歷一段困難時期的恐懼，而是失去一份中產階級的工作會使你不再屬於這一經濟階層的恐懼感。這種向下流動是一個痛苦的綜合症。這也可能是人們陷入債務的原因。”
針對這種情況，政府應該採取什麽樣的公共政策呢？斯珀林在研討會上介紹了他的新書《促進增長的漸進措施：實現共同繁榮的經濟策略》中提出的解決辦法。他說：“一個就是，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的政策調整，儘管這在政治上可能不是很受歡迎。我們比任何發達國家所做的都要少。我們應該把這種調整變成是普遍的，而不需要看你是否是因爲貿易而失去了工作。它應該足夠廣泛，涵蓋産生安全感的各個方面，包括醫療保險和房屋按揭。另外，這種調整也應該手續簡單。”
斯珀林提出的其他解決辦法包括採取先發制人的政策，預先採取對策，幫助那些在經濟上可能受到影響的群體和社區，而不是在這些人受到傷害之後才採取補救措施。同時重新考慮創造就業的公共投資策略以及幫助一些社區更好的同中國和印度競爭等等。
*克魯格曼：政府將風險從社會轉向個人*
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教授、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研討會上表示，政府的一些政策將風險從整個社會轉向個人，因此使個人承擔的風險越來越高。他說：“我們現在處於一個人們面臨很多風險的社會，這本身並不見得是件壞事，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人們正在面臨沒有正當理由的風險，特別是個人和家庭面臨很多風險，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則沒有什麽不確定性或是風險。”克魯格曼說，個人面臨巨大風險但是並不增加社會總體風險的三大領域包括醫療保險、退休以及失業。他對美國現有的醫療保險政策以及將社會保障私有化的建議提出了批評，認爲這種做法不僅使個人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運作成本更高。他說，這種個人面臨的不必要風險的增加是對我們福祉的一個相當大的侵蝕。
*教育能解決失業問題？*
這些經濟學家都指出，改善教育雖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單是這方面的改革並不能創造好的工作。因此，認爲失業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或是再培訓就能解決問題只是避免採取必要步驟的遁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