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5日電／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不久前把自己財産的大部分(共310億美元之巨)捐給了世界第一大富翁比爾·蓋茨和其夫人的基金會。南方報業集團文章稱,這不僅是人類慈善事業史的新篇章，也是市場經濟中最大的贏家對造就了自己成功的制度的一次深刻的反省。目前中國正在走向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最先崛起的富人，也很快將面臨如何處置自己的遺産的問題。這個關口上，巴菲特的大手筆就更值得我們反省。
文章認爲,巴菲特捐款的直接意義有兩點：第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捐贈。310億美元的巨資，遠遠超過了美國最著名慈善家卡耐基(以2006年美元價值計共捐贈了41億美元)和洛克菲勒(以2006年美元價值計捐贈了76億)的捐助。第二，這筆錢，完全可以用來自己成立一個最大的基金會，超過現有300億美元資産的蓋茨基金會，或者建一個巴菲特大學，使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連名字也不要，一定要把錢交給能够最有效率地服務社會的人。這個人就是十天前宣佈將淡出微軟集中精力經營慈善事業的蓋茨。
不過，人們容易忽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無論巴菲特也好，蓋茨也好，都是市場經濟的最大贏家。他們一個把家産如數捐出，一個退出企業，準備專心于慈善事業，說明了他們對市場經濟局限性的認識。世界上沒有人比他們更懂得市場經濟的魔力了。如果他們也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問題，就更值得我們這些普通人對市場經濟三思。
這裡必須指出，這兩位富人，幷非對市場經濟喪失了信心。相反，他們都認爲市場經濟是人類最有效率的制度。他們正是靠著駕馭這樣的制度贏得了自己的財富。但是，他們也認識到，再偉大的制度也有局限。這種局限必須靠人的道德力量來超越。
文章表示具體而言，市場經濟效率優先，因而是一種贏家的遊戲。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說，市場無法解决窮人的問題。要解决窮人的問題，就必須靠市場經濟中贏家的道德自覺。15年前，蓋茨在母親的督促下見巴菲特。當時他一百個不願意：見他有什麽用？還不是談些枯燥的金融問題？但是，大家一見如故，維持了十幾年的忘年交。其中最關鍵結合點，就在於大家關心的是錢以外的事情。巴菲特給了蓋茨一本世界貧困問題的報告。蓋茨後來爲此成立了世界最大的基金會。另外，兩個人都對繼承的財富异常反感。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運的精子俱樂部”成員。如果他們這樣的人不把財産捐出，而是交給自己的“幸運精子”，那麽美國就會變成一個由經濟貴族所統治的社會，偏離他們心中英才主義和自由競爭的社會理想。
文章指出,巴菲特的行爲，揭示了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市場經濟就將腐蝕其所生長的社會基石。這與中國社會所通行的市場經濟的理念大异其趣。
我們所理解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種非道德化的中性制度：祗要一個人在市場中合法賺了錢，幷且依法付稅，那麽就不僅增進了自己的利益，也增進了全社會的利益。他在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義務。這種市場經濟的觀念，來源于以法國爲核心的歐洲啓蒙主義理性思潮：追求快樂和私利，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本能。一個理性的制度，是要把這種對個人快樂和私利的追求，轉化成自動對社會也有好處的行爲。這樣大家都可以放心追求快樂，用不著操心太多道德問題。比如，富人買豪宅，窮奢極欲，不僅沒有什麽不好，反而是造福社會。因爲他們一擲千金時繳納的稅金，可以用來給窮人蓋房，或發放救濟。市場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一切都由“看不見的手”管著，用不著看得見的道德信條。
這套法國啓蒙主義精神，自“五四運動”以來席捲中國知識界，幷且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啓蒙和反傳統的運動中又捲土重來。其中八十年代啓蒙思潮的一個最重要主題，就是反道德主義，即認爲中國文化最大的弱點，就是道德過剩，理性不足，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
可惜，這祗是對啓蒙主義最狹隘的理解。那種創造一個理性的制度，使追求私利的人能够自動造福于全社會的理想，充滿了天真的烏托邦情懷。這樣的烏托邦主義，恰恰是二十世紀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源。與此相對，自由市場的正宗，是在盎格魯-撒克遜的啓蒙主義傳統中成長。這種啓蒙主義，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道德。
文章稱,市場經濟的道德，是其背後那種讓個人和社會共贏的理性，而不是讓個人在市場上接受倫理的約束。
這種信念，其實和我們計劃經濟中那種祗拉車不看路的螺絲釘精神有非常大的神似：個人要在自己的崗位上閃閃發光，干好本職；掌握更宏觀目標的責任，要交給一個更高的，更“科學的”權威。其實，亞當·斯密不僅是位經濟學家，更是位道德學家。除了《國富論》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論》。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一個基本預設就是個人有强烈的道德關懷和約束，會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會公益，所以才用不著國家來插手。他明確批評那種人人爲己的自由競爭是放縱和有害的。
美國的歷史，也多少證明了斯密的判斷。衆所週知，美國擁有最自由放任的經濟，也有著最發達的慈善事業。兩者相輔相成。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末出現了兩次創造財富的高峰，也同時出現了兩次慈善事業的高峰。前一次的代表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後一次的代表就是巴菲特和蓋茨。美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够維持，一大原因就在於這些市場經濟中最大的贏家，能够主動根據自己的道德情操重新分配財富，使政府權力的介入成爲不必要。如果這些成功的人不自行重新分配財富，而是通過財産繼承創造一個世襲的經濟貴族，那麽老百姓就可能通過選票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財富。
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張政府退出經濟領域，這本身幷沒有錯。但是，他們所不願意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需要道德的基礎。財富具有責任，具有品格。中國的富人如果放弃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承擔，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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