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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歷史系學術泰斗陳錫祺,在研究孫中山史方面頗有建樹。 |
陳錫祺教授,現年95歲高齡,江蘇鹽城人。廣東中山大學現代史學術泰斗、中國公認的當代對孫中山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
在近日中山大學特地舉辦的慶祝陳錫祺教授中大從教60周年系列活動上,95歲高齡的陳教授對記者談起他一生敬愛的孫中山先生,一臉神采飛揚。他說:“我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就是為研究孫中山盡過微力。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會把我知道的講出來,讓你們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讓大家都來學習他的精神。”
一次陪遊改變了他一生命運
記者(以下簡稱記):什麼機緣讓您把研究孫中山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陳錫祺(以下簡稱陳):我上世紀30年代在武漢大學讀書,受當時歷史系主任李劍農先生影響,已經對孫中山的研究深感興趣。但我決心全力去研究孫中山,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1955年,我陪同蘇聯著名學者謝甯到翠亨中山故居。他告訴我,蘇聯將在孫中山90周年誕辰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他還向我談了一些研究孫中山的心得。我當時想,連外國都如此重視孫中山,我們中國人自己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才對啊。此後我就下了決心,並決定把重點放在孫中山的早期思想與活動上。
記:在孫中山研究未走進學術以前,人們眼中這位偉人是何種形象的?
陳:1949年以前,國民黨儘管對孫中山表示崇敬,出版過一些孫中山的文集,但孫中山並未成為真正的學術課題,一些傳記、年譜、著作、資料不夠充分,評價上則往往有“神化”傾向。
記:您深入研究孫中山後,對之前的觀點作出了修正嗎?
陳:上世紀50年代以後,我主要以孫中山的事業和思想作為研究對象。1957年,我出版了《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這本書。我把自己幾年思考過的一些問題作了歸納。例如,1949年之前,舊中國的史家往往機械地照抄孫中山的某些自述,稱孫中山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就完全確立了“傾覆清廷,創立民國”的思想。我詳細對比、考證了各種史料和記載認為,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反清的目標雖已形成,但“建立民國”的思想還沒有確立。從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關鍵階段。在甲午戰爭以前,孫中山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而且在實踐方面,已在集結同志,聯絡會黨、防營,積極準備武裝起義。但準確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是從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開始的。1895年的廣州起義,則表示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已經正式用激烈行動來宣佈與清政府決裂。從此,他們“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再無更改。要系統和科學地闡明孫中山思想發展的道路,就必須擺脫之前那種固定神化模式。
華僑熱淚令他堅信研究價值
記:當年的一些研究資料和手稿還保存著嗎?
陳:此後十多年,我曾為學生講授有關孫中山的課程,指導研究生寫作有關孫中山的論文,參與主持《孫中山年譜新編》的編纂工作(該書未公開出版,只印了少量油印本)。但由於當時在文化、教育界已經出現“左”傾的影響,我因“專門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為研究對象”而受到批判,許多寶貴的資料和手稿也因抄家和搬遷而遺失。
記:不少人認為,很多有名的歷史人物經過這麼多年的系統挖掘,已經被研究得七七八八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研究孫中山?
陳:我想如果我們不系統深入地研究這位代表一個時代的偉大人物,我們就無法理解中華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古今中外的史學家都重視最傑出人物的研究,因為這些人物反映了國家、民族發展歷程最重要的方面。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史,孫中山應該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離開了孫中山,一部中國近百年史也就說不清楚。
儘管孫中山逝世已經80多年,但他的威望與影響卻與日俱增。研究孫中山,對於弘揚民族文化,宣傳愛國主義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建設一個統一、民主、繁榮、富強的中國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多次目睹老華僑參觀孫中山紀念館時熱淚盈眶的情景,我相信,在紀念、研究孫中山的問題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找到很多共同語言,能夠達成不少共識。所有民族分裂分子,都是孫中山的叛徒。
最佩服孫中山手握大權卻不謀私利
記:有人說您是懷著感情去研究孫中山的,這與歷史研究有矛盾嗎?
陳:我覺得對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人物,帶有感情的研究與實事求是並不矛盾。近些年,有些學者提出要對近代人物重新評價,他們覺得以往我們對孫中山講得太高了,而另一方面,對某些孫中山的敵人應該予以新的評價。我覺得,作為學者,人人有選擇課題的自由,同時,以往對近代人物的評價也確實有簡單、片面的情況,提出新看法對促進研討未嘗沒有好處。但我又認為,在近代,誰代表進步,代表民主,代表中華民族的願望與前途?毫無疑問,是孫中山而不是他的敵人。所以,總體而言,我不認為對孫中山評價過高,當然,一些具體問題也是可以討論、商榷的。
記:孫中山哪一點讓您最敬佩?
陳:我最佩服的是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情懷。他作為大總統、大元帥,在廣東掌握政權多年,但卻沒有以公、以權謀私,甚至沒有回去大修祖父、父親的墳,沒有給祖屋添一片磚瓦。他在國外募捐,經他手的錢財成千上萬元,但他生活卻十分儉樸,住的是最下等的旅館。他逝世後留給妻子宋慶齡的也只是一些書籍及華僑贈送的住宅。你們想想蔣介石、袁世凱這些人,他們簡直不能比啊。
記:回過頭看,您覺得畢一生之力研究孫中山值得嗎?
陳:1999年,我在沈建中先生編輯的影集《世紀肖像》寫的一句話是“我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就是為研究孫中山盡過微力”。我知道,我的研究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經過一代又一代人不斷努力,孫中山研究已成為我國人文學科一個繁花似錦的園地,我為此感到很驕傲。(來源:羊城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