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週的亞洲開發銀行海德拉巴年會上，我有幸主持了有關全球收支失衡的行長研討會。這次討論讓一個問題比以前更清楚了：美國渴望匯率變動的巨大力量，與亞洲難以撼動的抵制之間，有多大的鴻溝。我擔心，有越來越大的可能導致爭吵，而且比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匯率體系崩潰時的爭吵更嚴重。
在海德拉巴，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稱，“美元可能貶值25%的傳聞”令人震驚。同樣，日本財政大臣谷垣禎一在亞洲開發銀行研討會上警告說，“過分强調重新調整匯率，可能導致市場投機幷打擊全球金融市場”。
美國財政部的半年度外彙報告定于昨天發佈。如果現在財政部在報告中給中國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標韱，緊張局勢將進一步加劇。即使美國不做出這樣的評判，也祗不過是把“算總賬”的日子推遲了。
畢竟，在2001年1月至2006年1月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6800億美元，成功地使人民幣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然而，4月份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的公報明確宣稱，“在亞洲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更靈活的匯率至關重要，以允許貨幣必要昇值，幷拉動內需、减少對出口型增長策略的依賴、以及採取行動强化金融業。”
美元祗能相對於浮動貨幣貶值
以這種方式點中國的名是個大膽舉動。從其决策者的論調以及干預規模來判斷，中國不會屈服于這種壓力。因此，美元基本上是在相對於浮動貨幣貶值。自4月中旬以來，美聯儲(Fed)的廣義貿易加權美元匯率縮水了3%，其中美元兌歐元下跌了5%。
但大問題是，中國、日本和其它一些國家認爲美元大幅下跌可以避免的看法是否正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先暫時擱置另外兩個問題：美國是否擁有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正確計算的情况下)，如果有，這種情况是否可持續。我們來看一個不同的問題，也就是能否在匯率不變的情况下大幅减少美國的赤字。答案是有可能的，但對所有各方都將是灾難，因爲它需要美國出現嚴重經濟衰退，而這幾乎肯定會讓美國放弃對自由貿易的承諾。
分析一下進出口相對於美國國內生産總值(GDP)比重的走勢，這一點就會變得簡單明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莫里斯·奧布斯菲爾德和哈佛大學的肯尼思·羅格夫把它更加精確地表述了出來。
對美國經濟目前狀况的簡單描述如下：總需求爲GDP的107%；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總産出約爲GDP的25%；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總需求爲GDP的32%；非貿易品的總供求爲GDP的75%。根據定義，可貿易商品的供應與需求之間的差額等於貿易赤字。
現在假設貿易赤字佔GDP的比率减少僅3個百分點，這部分佔可貿易商品總需求的近10%。
爲便于分析，假設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增量需求與非貿易品的增量需求成比例。在相對價格沒有改變的情况下，經濟體中的總體需求也必須下降近10%，才能實現人們渴望的貿易逆差减少。這會讓GDP下降約7%，所有下降都將出現在生産非貿易品的行業中。但這種嚴重衰退將導致苦難，同時無助於人們希望的外部赤字改善。
調整越快，其幅度就必須越大
爲避免單單减少支出造成的大規模衰退，非貿易品相對於可貿易品的價格必須大幅下降。這種轉變就是實際匯率的下降。這應該會把支出向非貿易品轉移，幷使潜在供應向可貿易品轉移。按照可信的假設，要使經濟往正確方向轉變，所需的實際匯率變動很大。調整越快，其幅度就必須越大。這是進行緩慢調整的好理由，也是避免無限期拖延的理由。
實際匯率的這種調整，能在名義匯率不變的情况下實現嗎？合理的回答仍然是：能。但這需要美國非貿易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換句話說，就是美國立即出現通貨緊縮，以及出口國非貿易品的價格上昇——也就是出口國迅速通貨膨脹。前者是無法想象的事情，而後者顯然是無法接受的。所以，名義匯率必須變動。
如果盈余國拒絕，就不會有調整。它們在把國民的財富下注于它們手中快速增長的美國債務上。它們還打賭，在逆差猛增之際，美國的保護主義壓力可以得到抑制。
抵制匯率調整太久的結果
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把目前的非正式匯率安排稱爲“布雷頓森林2”。要記住，美國在1971年强徵進口附加稅幷迫使貨幣昇值，從而摧毀了布雷頓森林1體系。這導致了10年的貨幣秩序失控。這種灾難性的後果，正是抵制匯率調整太久的結果。
盈余國一定不能認爲，目前的發展方向是良性的。恰恰相反，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非常危險。它對貿易體系構成了很大的威脅，而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失敗的陰影，已經危及目前的貿易體系。停止匯率調整的願望可以理解。但終究是個大錯誤。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作者:馬丁·沃爾夫(《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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