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5日電／實事求是地講，地方經濟發展和中央宏觀調控是一種博弈關係。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周天勇文章如是說。
地方要較快地發展經濟，擴大經濟總量，提昇在全國的經濟發展位次。其中，東部富裕地區要率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實現現代化；中部地區要趕上東部發展水平，要加快發展速度；西部地區則要擺脫落後，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從中央看，要調節增長速度與穩定貨幣的關係，穩定物價總水平；要調節增長速度、穩定物價和轉移剩餘勞動力和擴大就業的關係，降低失業水平；平衡地區發展之間的差异，進行財政的轉移支付；建立起全國分工協作幷且統一的大市場，避免重複建設、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逐步建設全國性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享受平等和公平的社會保障利益。
文章稱，由於體制、幹部政績考核和評價等方面的原因，從地方經濟發展的取向和方式來看：一是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特別是增加當地財政收入。從這方面考慮，特大和大型企業一般增加總量較快，上交稅收也較多，幷且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也看得見；而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一般祗是對就業有用，但對增加經濟總量和地方收入貢獻不十分明顯。因此，許多地方實際上實行的是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戰略，對其實行較優惠的土地、配套等等政策。結果是勞動密集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很難發展，經濟發展是由資本密集、相對用勞動力較小的企業投資和經營推動的。二是特別關注當地的硬件環境建設和條件：如高速公路、寬闊的街道、大型廣場、現代化的辦公大樓、漂亮的商業大街等等。由此造成在地方上政府性的投資較多，如公路和高速公路、城市交通、城市其他基礎設施、城市公益性建築、黨政辦公設施等等，許多城市ＧＤＰ中建築和此類房地産形成的比例較高，而此類投資和建設雖然大量地增加ＧＤＰ，雖然在建設時期也吸收農民工就業，但是建成後實現的就業數量很小，後續吸收就業能力較弱。三是追求市容街道整潔、大型超市、交通工具現代化等等所謂的城市形象，大規模拆遷沿街小店鋪，造成大量小商小販小攤急劇减少，擦鞋、修理自行車、農民賣瓜、人力三輪車等等就業機會被消除不少。例如，有的城市要建設無攤販城市，全市幾百萬人口祗有８０個左右“合法”的西瓜攤位；有的還要將撿破爛的統一著裝管理，幷實行政府許可准入，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幷對“違規”撿破爛者進行罰款處罰；有的要消滅城鄉農貿集市，將賣農副産品的全部趕入較爲現代化的超市中。這種與中國人口衆多、勞動力過剩國情不相符合的城市“現代化”意識，對城市第三産業就業機會的擴大造成嚴重的損害。
文章指出，，在基層地方的縣城、小城鎮、小集市和城郊，一個嚴重損害城鎮特別是農村創業和就業的問題是，由於中央和省級財政集中度太高，相當數量的市縣鄉財政十分困難，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收費罰款是平衡財政收支的重要方式，許多縣預算外的收費罰款佔本級財政收入的３０％—５０％，許多縣域經濟發展困難，城鎮和城鄉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困難，農民增收緩慢，就是因爲越創業、投資，企業、就業越少，經濟越蕭條，財政越困難，越是收費罰款，於是形成了收費罰款——創業就業難的惡性循環。
另一個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的問題是，農村和城郊的土地，農民沒有財産權力，不能抵押融資，不能入股非農業企業，祗能從土地上獲得農業生産性收入，不能獲得財産性收入；幷且地方政府低價從農民手中徵用和儲備土地，再賣給開發商和房地産商，從中賺取高額收入。這樣當年與土地有關收入的９０％以上由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所獲得，或者由開發商分配和再投入，或者政府用來搞城市建設，或者由進入政府的其他消費，包括給公務員發放工資。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農民，其收入由農業生産收入、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房地財産收入（入股、出租、出售、抵押融資等）和創業及經營性收入四個部分組成。而中國大陸祗有農業生産性收入和非農業務工收入兩種。這是中國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的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在宏觀經濟上表現爲城鄉發展失衡，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農民消費不足，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
文章表示，爲地方領導設身處地地想想，今天筆者在這裡對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异議，但是如果自己去地方當一任領導，由於政績考核和評價機制，由於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係不順，由於測評的範圍使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福利要求壓力大於普通民生的壓力，由於各種各樣的行政管制和收費罰款當地政府無法干預，由於財政缺口需要想方設法補充，也會去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也會讓當地的城管、交通、運政等部門去嚮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收費罰款，而不太顧及百姓的創業和就業。因爲它幷不影響政績。這是體制使然。
從一些國家地方領導的政治命運看，即便經濟發展再快，如果當地群衆因失業嚴重、居民貧困而不滿意，因爲就業率是特別關切到民生民意的事情，就可能由議會動議而遭到罷免。因此，千方百計擴大就業，給創業和就業創造很寬鬆的環境，阻止政府各部門亂執法和亂收費罰款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項關於民生的工作。而從中國的體制來看，需要建立縱向而硬性的考核指標，由統計局和中立的調查機構調查和統計真實的失業率，將涉及民生的真實的失業情况看做是考核、選任、使用地方主要長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包括生態環境、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社會治安等這樣的涉及公共服務的工作，都應當有硬性的指標、中立的反映機制和科學的政績評價體系，幷與幹部任用和昇遷挂鈎。
可以看出，在地方以發展爲取向的政績評價監督體制下，高增長不可能帶來高就業，甚至會使失業問題越來越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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