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外匯政策的理性思考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7-19 05:49:48  


  中評社香港7月19日電/近年來,人民幣匯率以及由其引申出來的中國外匯政策問題,成爲國內爭議最多的經濟話題之一,各種觀點層出不窮,論辯頗爲激烈。中國經濟時報文章稱,但是,大部分觀點基於封閉經濟的思維模式,孤立地分析匯率變動影響,機械而想當然地談論利弊得失,低估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複雜性和宏觀性。

  基於全球視角考量外匯政策

  文章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爲舉足輕重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中國2005年GDP達到18萬億人民幣,居世界第四位;2005年對外貿易總額突破1.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底的外匯儲備餘額超過8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經濟不僅在總量排序上名列前茅,而且在國際分工中也佔據重要地位。中國早已成爲國際産業轉移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正向世界工廠的地位邁進。

  由於中國經濟實力步入世界前列,幷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經濟運行以及經濟政策已經能够對他國産生重大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沖突隨之日益增加。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國際社會開始感受幷且重視中國因素,爲了自身的利益,有的國家必然會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中國的政策走向,幷與中國發生不同形式的經濟矛盾。

  儘管制定經濟政策屬於內政范疇,但在經濟全球化達到相當程度的宏觀背景下,在中國經濟開放度和對外影響力達到相當程度的形勢下,中國應該綜合考慮國內國際兩方面的因素來决定經濟政策。與其他宏觀政策相比,匯率以及外匯政策直接關係中外利益調整,更能體現中國經濟的對外影響。因此,在决定外匯政策時,應該客觀分析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政策變動的外溢效應,也就是從全球視角考量外匯政策。

  中國面臨雙重失衡的全球經濟金融環境

  文章表示,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可以概括爲:世界經濟增長過分依賴美國經濟增長,而美國則以自身經濟結構的失衡來維持世界經濟結構的失衡。

  二戰以後,美國經濟的霸主地位確立,西方國家對於美國經濟的依賴形成。從1990年代開始,前計劃體制國家相繼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美國經濟的影響擴大至全球範圍。在過去20多年的全球化演進中,世界各國過剩産出依靠美國巨量進口吸納的局面形成幷穩定下來。

  長期吸收外國盈余迫使美國進口擴大,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增長;爲了平衡國際收支,祗能通過外部借債的方式來彌補貿易赤字,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已使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消費增長,居民儲蓄不斷下滑,居民負債不斷攀昇,高消費—高借貸—低儲蓄的內部失衡結構不斷强化。

  美國經濟的失衡格局難以長期持續,要麽失衡得到糾正,要麽失衡導致衰退。一旦美國經濟增速下降,全球經濟就有衰退甚至發生危機的危險。這是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的最大隱患。

  在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的同時,國際貨幣體系也處於不穩定狀態。現行國際貨幣制度的最大特點是,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關鍵貨幣而且不受黃金約束與支持,可以稱之爲“美元本位制”。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供給屬於沒有黃金約束和支持的紙幣信用創造,本已蘊藏金融風險。更爲重要的是,美元發行權掌握在美聯儲手中,而美聯儲根據本國利益需要决定美元政策。這樣,當美元供給過度或美元政策方向轉變時,輕則導致全球範圍內以經濟過熱和資産價格暴漲爲特徵的信用泡沫,重則引發金融危機。近20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國際儲備資産實現了多元化,美元不再是惟一的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手段,但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幷沒有動搖。即便在美元地位受到削弱的今天,美元仍佔各國外匯儲備的60%以上、國際貿易結算的50%以上、國際外匯交易的40%。美國可以利用美元支付巨額的外債,通過輸出國際收支逆差獲取利益,美元輸入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祗能被動接受,從而産生對美國經濟金融的依賴。因此,美元本位制實質上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延伸,仍然存在“特里芬難題”,具有內生的脆弱性。

  中國經濟處於內外雙重失衡狀態

  從內部來看,投資過度、儲蓄過高和消費不足,導致國內需求和供給失衡,祗能通過增加出口消化過高的生産能力。從外部來看,國際收支賬戶存在巨額盈余,且爲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被動增長和昇值壓力不斷增强。

  “十五”期間,中國經濟在高投資的拉動下實現了高增長,GDP年增長率高達9.5%。近年來,投資以超過30%的速度增長,投資佔GDP的比重維持在45%左右;2005年投資增速降至28%,但佔GDP的比重却高達50%。過度的投資依靠過高的儲蓄和大量的外資資本流入來支撑。中國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居民儲蓄率高達42%,消費佔GDP的比重不到50%。中國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目的地,2004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在整個亞洲的比重達到66%;2005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600億美元,名列世界第三。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4221億美元,貿易盈余高達1000億美元,外貿已經佔到GDP的65%,其中出口約佔GDP的35%。出口的增長對GDP的增長貢獻高達35%-40%。大規模貿易盈余和資本流入,使中國成爲世界上外匯儲備增長最快的國家,2005年底的外匯儲備餘額高達8189億美元。

  文章稱,在這種失衡格局下,中國經濟金融與全球經濟金融特別是美國經濟金融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了。正像斯蒂芬·羅奇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把自己與一個可能是發達國家中最不穩定的經濟大國拴在了一起,把自己不成熟的金融體系與一種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貨幣拴在了一起。

  中國應該實行內需主導經濟發展戰略

  文章認爲,如果出現美國經濟衰退、國際貨幣體系動蕩的局面,中國可能是受沖擊最大的國家。因此,中國必須堅决而迅速地進行結構調整,减少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依賴,特別是對美國經濟金融的依賴。但從更長遠來看,中國應該堅决而果斷地做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確立內需主導發展戰略。

  (一)擴大國內需求,適當壓縮供給,謀求內部均衡

  儲蓄率過高是導致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居民被迫加大預防性儲蓄,以備未來的風險和花費。應該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使居民减少預防性儲蓄,把更多的收入用於當期消費。

  壓縮供給的關鍵是降低投資率,投資率過高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地方政府充當投資主體,地方官員投資欲望强烈;二是能源、資源、土地和資本價格扭曲,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因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理順價格體系,可以給投資熱降溫。

  (二)主動减少貿易順差,逐步改善國際收支狀况

  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資旺盛導致産能增加,匯率低估造成過多的資源進入出口部門,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過剩的供給祗能向國外輸出。因此,减少貿易順差的手段應該是壓縮投資和人民幣昇值。

  資本賬戶順差主要是由過分重視引進外資造成的。應該調整相關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放寬對於國內資本外流的限制。

  (三)合理政策組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人民幣昇值政策

  擴張的財政政策能够給予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資金支持,還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達到儲蓄下降、消費提高的效果。

  人民幣昇值一方面導致進口增加、出口减少,從而减少經常賬戶順差;另一方面可以糾正匯率低估導致的資源扭曲配置,降低出口部門産能,促進産業結構調整。

  同時實施這兩項政策不僅可以得到上述效果,還可以讓兩者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使中國經濟走上更加均衡的發展道路。

  通盤考量外匯政策

  文章指出,作爲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外匯政策應該與其他政策形成合力,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既然中國實施內需主導發展戰略,那麽就應該圍繞這一戰略做出外匯領域的制度安排。

  (一)採取“邊昇邊看”的昇值策略

  實際上,人民幣昇值符合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利之處在於,如果昇值過大過快,經濟結構來不及調整,中國經濟可能因爲外貿受損過大而出現整體滑坡。但是如果昇值過小過緩,沒有形成足够大的結構調整壓力,中國經濟依賴外貿的格局就很難改變,等到迫于國內需要和國際壓力大幅昇值時,中國經濟將會遭受沉重打擊。

  比較現實的解决辦法是,採取“邊昇邊看”的策略,根據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度,相關産業對於匯率變動的承受能力,結合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等指標,相機决定人民幣昇值的時間與幅度,使人民幣匯率逐步向均衡水平靠攏。

  根據“邊昇邊看”的思路,去年的人民幣昇值屬於試探性匯率調整。從實際效果看,這次昇值沒有導致外貿增速的减緩,國民經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這表明,2%的昇幅遠低於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對於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不够。

  (二)選擇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貨幣昇值與匯率制度改變是兩個概念。在確定人民幣昇值路徑之後,應該對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作出調整。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當然應該放弃,但是由釘住美元直接變成自由浮動也是不可取的。

  自由浮動相當于IMF定義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度。實行自由浮動等於政府主動放弃了對本國貨幣匯率的話語權,而中國却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利用匯率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不能聽任人民幣匯率完全由國際金融市場决定。此外,自由浮動與放開資本賬戶相伴,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具備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

   分析比較IMF劃分的八類匯率制度,中國應該選擇“不事先宣佈匯率軌迹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允許一國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以影響匯率,幷且不事先承諾或宣佈匯率的軌迹。實行管理浮動,既可使人民幣匯率在市場力量作用下向均衡水平移動,又保留了政府對於匯率的調控權利,無疑是中國匯率政策的最佳選擇。

  (三)採取“藏匯于民”的經常項目管理原則

  長期以來,“藏匯于國”是中國外匯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外匯收入主要由國家持有,民間擁有外匯受到嚴格限制。這種政策取向造成外匯儲備猛增、換匯壓力巨大等諸多問題,應該改“藏匯于國”爲“藏匯于民”,放寬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限制,讓民間更多地持有外匯。比如放寬個人經常項目購匯限額、取消企業結售匯制度等。

  (四)採取“嚴進寬出”的資本項目政策

  漸進式的人民幣昇值策略决定了中國將在很長時間內保有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如果資本項目順差不减,那麽國際收支失衡則會加重。“雙順差”帶來了外匯儲備的被動增長,加大了人民幣昇值壓力,降低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最直接的解决辦法是,通過資本流出抵消貿易盈余,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狀况。這就爲資本項目管理政策調整指明了方向,即改“寬進嚴出”爲“嚴進寬出”,對不同方向的資本流動採取不同的管制政策。“嚴進”就是改變過分重視引進外資的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嚴格控制短期資金流入;對於外資投資房地産和證券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寬出”就是放寬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限制,放寬對於國內居民的用匯限制,鼓勵有合理用途的資本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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