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3日電／大約在1993~2003年期間，中國經濟在宏觀總量上經歷了10年的大體平衡。而2003年之後，再度出現以“過度繁榮”（或叫“過熱”）爲特徵的失衡苗頭，從而引發了我們對中國經濟宏觀平衡能力的擔憂。南風窗發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文章如是說。
“熱”從何起？
文章稱,在中國，消費需求基本上維持正常的增長水平，沒有大起大落的毛病，但投資需求不然，每一次的經濟過熱都是投資需求膨脹的結果。投資需求在中國幾乎全部是依靠銀行的信貸來實現的。
過去說投資過熱是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徵，可是中國經濟改革了27年，爲什麽至今還是比較容易出現投資過熱呢？
從這一輪出現嚴重投資過熱的部門中可以看出，以開發區和房地産開發爲特徵的投資，以及與房地産開發直接關聯或派生出來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投資爲最熱。
房地産和開發區的投資爲什麽這麽熱呢？文章稱，房地産和開發區投資需求的增長，首先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這個手段“人爲地”創造出來的。土地的行政徵收和批租成了過度投資需求産生的根本源泉。而又因爲土地是“便宜貨”，它成了政府和企業投資需求最初形成的根源。
由於土地極其廉價，在很多地方開發區那裡，政府甚至是將土地作爲“禮物”送給投資者，這就等於投資者還沒有投資就賺了大錢，更不用說那些瞄準了看漲的産品和行業的投資了。如此，投資能不“過度”嗎？
很多人會說，這是因爲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加速城市化的階段。其實，這個說法是一個同義語反復的“套套邏輯”，他們是用房地産開發投資的增長本身來說明城市化的。房地産開發投資高速增長下去，就能帶來高速的城市化嗎？很顯然是錯誤的。
其實，背後的主要原因是這樣的：中國雖然絕大多數生産資料和原材料的價格都先後放開了，但土地和資金依然沒有市場化，從而它們的價格也就不真實。土地和資金價格的扭曲是因爲這兩個稀缺的要素至今仍然是政府所有和控制的。以市場的眼光來衡量，當地方政府還擁有、控制和直接影響這兩樣東西的時候，它們的投資就沒有面臨真實的成本約束，在這種情况下，他們對投資的需求就必然是“超常的”和“過度的”。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的話，不難理解，地方和企業投資的過度需求，同時也與利率（即資金的價格）被扭曲，不反映資金的真實價格直接相關。迄今爲止，利率還沒有實現市場定價的目標，利率的市場化進程還遲遲沒有加快推進。同時，已經習慣了利率管制的國有銀行也對利率的市場化缺乏經驗和自信。在這種情况下，政府和企業獲得銀行的信貸資金和獲得土地一樣，似乎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
但問題是，爲什麽商業銀行“惜貸”了這麽久之後，今天敢於這麽大膽“放貸”了呢？
從銀行方面來講，第一，在經歷了長達10年的通貨緊縮和“惜貸”之後，銀行在消化呆壞賬、充實資本金和改善風險管理方面有了顯著的“長進”，現在的不良貸款率已經從25%的水平上大大下降，這意味著銀行的信貸創造能力大大改善；第二，這些年來，商業銀行降低呆賬率的“運動”在實際上提高了銀行信貸擴張的動機（所謂擴大信貸分母的運動）；第三，這些年來，中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數量催生較快，除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我們現在有11家股份制銀行，112家城市商業銀行，3家政策銀行和4萬多家信用社等，它們的商業意識更强，無疑配合了信貸規模的擴張過程。
再進一步看貨幣的供給。人民幣的匯價在1994年以後變成了事實上的固定價，使人民幣也變成廉價的了，這就使中國的加工貿易獲得驚人的增長和擴張，國際收支上持續累積龐大的盈余，出現與外部世界的不平衡。要知道，平衡是早晚的事，祗要你不改變人民幣的定價機制，外部的失衡必然要通過沖擊內部經濟的平衡來恢復。這就在信貸上配合了國內投資的過度擴張。
早期閱讀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的文獻，在對計劃型經濟和市場型經濟的認識中，有“資源約束”和“需求約束”的對應說法。
按照這種說法，計劃型經濟總是出現過度的投資，祗有“資源”才能約束這種投資的增長。其實，計劃型經濟之所以是“資源約束”的經濟，正是因爲那些最重要的要素資源的價格（土地和資金）因爲國有制而被歪曲了，它們變成了最廉價、從而也就最容易被過度利用的資源了。
總之，中國經濟當前的過度繁榮現象，再次提示幷顯露出一個原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在土地、資金以及人民幣的定價方面的嚴重扭曲。由於這些 “參數”的真實價格還沒有實現市場化，它們既是我們能够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也是導致中國經濟不斷走向過度繁榮的根源。
爲什麽還是微觀調控？
文章指出,爲了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一國中央銀行或者貨幣當局往往根據通貨膨脹的預期來提高利率。這在標準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里或在歐美國家幾乎是常識。但是，與以往一樣，我們在這次和上一次經濟過度繁榮的時候，對宏觀經濟的治理政策往往帶有明顯的微觀性質。
2004年4~5月間，當斷定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時候，我們沒有决定提高利率。此後幾個月裡，中央政府集中實施了針對宏觀過熱的調控和治理政策，但基本上是先靠了道義勸說、後集中實施行政干預和對地方官員實施直接管理才讓地方投資的輪子慢了下來。正因爲如此，在這個調控過程中，相對於“發改委”、“銀監會”和“國土資源部”，“央行”的角色總顯得比較有限。
這次也一樣。從進入4月份開始，中國經濟是否再次出現過度繁榮的迹象又成爲海內外財經人士和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起因是，中國前3個月的GDP增長了10.2%，前4個月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加快——超過了20%。一些大城市的房價又開始靜悄悄地上昇。儘管中國政府在4月27日就“溫和”地加息了，但不少經濟學家却把這個行動稱爲“對著影子開了一槍”。緊接著在5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决定對大城市的房地産實行新的調控政策（被市場稱爲“新國六條”）。而後，中央九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調控和規範房地産市場的政策，銀監會則宣佈提高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半個百分點。
很多人批評中國的行政式和微觀式調控，但是對於已經發生的經濟過熱，在短期似乎也祗能依賴行政手段叫停投資項目和信貸的發放。如果已發生的經濟過熱得不到及時的治理，以至於最終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不得不全面叫停時，銀行的壞賬會更嚴重，規模也會更大。
從上兩次治理經濟過熱的經驗教訓來看，在不得不實行嚴厲的叫停政策之後，銀行的壞賬大幅度地增加了，這在日後就爲銀行普遍出現的“惜貸”和過度謹慎的信貸行爲提供了理由。其結果，緊縮政策之後可能就無法很快、很好地啓動經濟的投資需求，因爲銀行系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消化不良信貸，導致長時間的宏觀“緊縮”。
既然這樣，在治理中國經濟過熱時，我們就更需要“銀監會”（而不是貨幣當局）來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進行嚴格監管與風險控制。銀監會在參與治理的過程中，需要特別策略性地將治理的重點放在新增貸款方面，而同時指令商業銀行對已經發放的貸款加强風險監管。從2004年的政策上看，對於已經開工或者正在建設的項目所發放的貸款，銀監會的確加强了對商業銀行在審查和批准貸款申請中的“窗口指導”的作用（如提高或落實企業自有資金的比重），銀監會還要求銀行加强和加大對已發放信貸的跟踪和風險監管，防止因貸款申請審查不嚴而可能導致的不良貸款形成。實際上，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本來是商業銀行的慣例，但在中國，這樣的信貸監管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貫徹落實。所以，在投資出現過熱的情况下，這樣的信貸風險管理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爭論不重要
5月，當政府的調控政策接二連三地出台的時候，相對而言，經濟學家表現出异常的平靜。文章稱,，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坦率地說，這幷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對宏觀形勢有一致的看法。進一步講，經濟學家現在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看法一致還是不一致，其實幷不重要（經濟學家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沒有共識）。重要的是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機制以及治理宏觀經濟的思路是否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更全面的知識。這一點最爲重要。如果是的話，那麽，政府宏觀管理的政策往往就會在經濟學家的爭論中擇機出台。政府從經濟學家的爭論中學到了東西幷且找到了政府認爲重要的信息。文章認爲，這是爲什麽在過去10年來避免了通貨膨脹對我們襲擊的一個重要但被忽略了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發生的幾次嚴重的宏觀過熱和通貨膨脹。但自從1994年以後，通貨膨脹問題已經不再成爲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是因爲我們經濟的基本面逐步消除了通貨膨脹的生成機制呢——還是主要因爲我們比過去在宏觀管理政策（尤其是貨幣和信貸管理政策）上技高一籌了呢？文章表示更傾向于後者，是知識和政策進步的結果。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在1994年之前，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我們的確沒有能够防止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大起大落。不能說經濟學家在那個時候沒有爭論，但是確實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管理貨幣的研究與知識非常有限。中央銀行的職能很不健全，政府對貨幣管理的能力、手段與知識都還非常粗糙。還根本沒有一個“貨幣當局”，也沒有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機構。一切都由政府說了算。
而過去10年來，這一切都變得完全不同。中國的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的研究在90年代之後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經濟學家爲了更好更多地認識宏觀形勢的爭論與研究中，政府也獲得了不斷進步的知識。比如說，這些年來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動，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在看待和處理國際收支的變化、外部不平衡以及貨幣沖擊等技術性問題上有了提高了的知識和理念，這無疑得益于經濟學家的研究與廣泛討論。
與1994年之前不同，1994年以後，中國基本擺脫了通貨膨脹的困擾，實現了長達10年的宏觀穩定。有的經濟學家說，這是因爲在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徹底改善了總供給，也就是說産能的增長速度加速了。結果我們出現了産能的持續過剩。這可能是因爲中國在1994年之後的分稅制激發了地方投資熱情的結果。但是這個解釋還是有一個問題，既然産能的增長是固定資産投資的結果，爲什麽地方“過度投資”的行爲沒有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呢？
有的經濟學家說，部分原因是，在投資需求過度增長的同時，消費需求的增長放慢了。再一些經濟學家說，消費需求的放慢是因爲居民在1994年之後因爲國有企業改革和原有社會保障體制的瓦解而改變了儲蓄傾向的結果，就是說儲蓄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在提高而不是下降。
這些研究都幫助我們提高了對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實現宏觀穩定的原因的認識。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沒有政府和貨幣當局改善了的宏觀管理和貨幣管理的知識與技術，我們怎能看不到通貨膨脹之後沒有遭遇通貨緊縮？可以預料，經濟學家是否能够達成一致看法不是决定宏觀穩定的主要因素，真正的關鍵是政府治理穩定政策的知識、能力與效率。
當政府當局對宏觀總量管理的知識和手段都能熟練地運用的時候，宏觀的管理事實上就走上制度化和常規化的軌道了。可以預料，“調控”一詞在中國正在變成普通名詞而不再是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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