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錢少愁人，錢多亦人愁。
數年前，令人不安的銀行體系一個問題就是缺錢。控制中國金融資源超過七成的四家國有銀行平均資本金水平不足5%，這當然難以抵擋不測的金融動蕩沖擊，更不用說與全球强勢銀行的競爭了。
過去三年，圍繞著錢和機制，中國金融體系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改革，雖不激進，也能稱得上富有成效。當然最明顯的標誌是三家銀行最終IPO——將一隻脚踏進境外資本市場，幷獲得比較挑剔的境外投資者的青睞。
當然，結果是令人滿意或者肯定會非常令人滿意。合計籌資可能有3000億人民幣，計入銀行股東權益名下。
錢多了，用來干什麽？
這是一個問題。我們看到建設銀行成功上市之後，第二年一季度，“出人意料”出現信貸暴增，這正值中國政府極力控制信貸規模，以避免嚴重經濟過熱之際。如此大規模擴大信貸，則很有可能引發風險，不過何以如此呢？中國銀行以及將成功上市的工商銀行會不會重走建行之路呢？要知道這兩家集資規模更大，“閑余”資金更多。
在此，我們無意責備建設銀行及其他銀行，因爲涉及原因複雜。
但一方面，我們需要回答，如果銀行不放貸，又該如何？管制金融下，銀行投資該如何突破？
另一方面，上市籌集資金，可解釋爲戰略考慮，補充資本金當解决銀行長期發展瓶頸，怎會成爲一種短期行爲？上市真能解决銀行內公司治理這個長期問題？制約機制真的發揮了應有作用？股東的不同利益訴求又該如何協調？
我們邀請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博士、巴克萊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黃海洲博士和香港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博士各抒己見，以期有所啓發，是爲本期“天下論衡”，論壇由李振華主持。
1.信貸暴增的背後
主持人：建設銀行成功上市後，集資了622億港元，在第二年初就迅速轉化爲巨量的貸款，導致建行在一季度貸款暴增2487億元，大大超出了預料。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况？那麽在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上市後，會不會再次出現更大的信貸暴增？
黃海洲：信貸增加過快背後有幾方面的原因，我們看到M2增長較快，而導致M2增長較快的原因是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這又與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和人民幣匯價被低估密切相關。從貸款角度看，信貸增加過快不僅是建行一家，其它沒上市銀行新增貸款也比較多。而實際上新增貸款最多甚至還不是幾大商業銀行。所以說新增貸款增加過快與商業銀行上市與否沒有太大相關性。
宋敏：我想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國內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對貸款的需求持續的增加，特別是地方政府還是在這種傳統的體制下，地方主導性的投資需求很大。所以上次貸款利率調昇以後，投資需求幷沒有减少，對利率敏感度太低了。從銀行角度講，存款和貸款存在如此之大的利差比，又有這麽多資金，肯定希望找到一個出路。銀行有這麽一個動機，很容易沖動去擴大信貸。建行這麽快的信貸增長與這些基本面相符。下一步工行上市會不會也出現這種情况？從目前來看，基本的因素還會延續下去，貸款的沖動還是會很厲害。
主持人：銀行上市後要滿足股東的盈利需求，但國有銀行似乎尋找不到資金的出路，祗能往信貸上作投放，這些資金投放，結合中國目前的調控政策，您認爲會造成巨大的風險嗎？這些銀行的高管，是否會估計到出現風險？如果看到了的話，爲什麽還要繼續把規模擴張得更快一點？
黃海洲：考察中國商業銀行的存貸差發現，存款總量30萬億人民幣，貸款量20萬億人民幣，存貸差額10萬億人民幣，這說明商業銀行流通性非常富餘。而且在現實情况下，即便是存款利率不高，且與貸款利率差距又較大，受普通居民投資渠道有限以及購房、教育等儲備資金等因素的影響，普通居民存款動機仍然很强，商業銀行存款增加的速度還是比貸款增加的速度要快。
但在中國目前商業銀行分業經營情况下，銀行投資面窄，祗能依靠貸款業務。中國商業銀行上市，籌集更多的資金，其中一部分也要用來投資，無形當中必然有增加貸款的壓力。除非央行進一步發行定向票據，否則其資金出口要麽是做信貸，要麽是存到央行賺取超額儲備的利息。而超額儲備回報率相當低，顯然商業銀行本身不得已才這麽做。長此以往會對商業銀行的長期發展造成很大的隱患。
宋敏：風險是肯定存在的，剛才我講到，有部分貸款會受到地方政府的主導，不是一個比較完全的市場化行爲。但如果能讓參股外資股東起到更多的作用的話，對貸款的沖動可能會有一些節制的作用。其實，從融資目的來看更多的是用這一筆錢去充實銀行資本金，爲了將來可能存在的金融風險去做準備工作，而不是馬上用來擴大貸款或擴大規模。當然這需要更多的去改變銀行的一些機制，比如怎麽樣與外資股東的磨合，轉變公司治理，建立風險管理內控，錢才是花到點子上。
王君：這個問題很複雜。複雜到什麽程度呢？涉及到當事人的動機，也就是激勵。拿最近建行和交行來看，這兩家銀行的行長不到兩年左右的時間，就調動了。也許事先他們不知道，作爲高層管理人員幷沒有很明確的任期，也沒有很明確的目標。比如在董事會里一個任期是五年，在五年內要達到什麽業績目標，從中還能獲得什麽激勵，包括股票期權，薪酬安排，這樣就會有長遠的目標。現在看不到這個長遠的目標的話，貸款發出去以後，往往形成不良貸款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尤其是長期的貸款。因此，你看到現象就是現在把規模做上去，這是屬於激勵動機方面的。
第二個是能力方面的問題，就是有沒有能力判斷存在的問題，現在大家放貸很盲目的，幾乎狂熱。而銀行的分析能力，未必達到一定的水平。而下面支行信貸員、信貸部門的經理等等，他們往往不要說是能力和激勵了，甚至聯合起來騙貸都是有的。例如，明明是給開發商貸款，但開發商僞造個人的身份證明做成個人按揭貸款，銀行的信貸人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擴大規模，獲得獎金。所以這個問題涉及到銀行治理、監管機制一系列複雜的問題攪和在了一起。
2.機制的憂慮
主持人：本來從銀行的改革戰略考慮，希望能先打掃家門，進行股份制改革，引進一些戰略投資者，然後推到境外市場去上市，運用外部監管或者利益制衡來解决自己沒有辦法自己解决的問題，把治理結構能够轉變出來。現在看來，上市之後，是否像我們想象的那樣這麽有效？多元化的股東是否真的産生了預想的制約作用？爲什麽起到的主要的推動因素還是短期的因素？比如，更多滿足小股東短期利潤的要求。
宋敏：對於不同的股東有不同的理解，從策略型股東來說，他們目標比較長遠，而其投資也幷不是僅此而已，可能考慮未來擴大在建行、中行和工行的投資，至少長遠增加投資利益。我覺得他們幷不見得關注短期利潤的增加，馬上得到很高的回報，考慮未來的風險。其他的機構性投資，作爲一種比較大的機構投資，也會比較關注長期的發展。但中小投資者當然關注的會短期一點，比如短期價格的上漲、資本昇值。但這不應對銀行經營起主導作用。
雖然國有銀行很多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不能簡單去靠規模增長去解决引用外資，幷不是在缺錢。我覺得企業慢一點發展，能够把機制轉變好的話，應該是一條可行的路。
王君：當然上市還是有很多好處的，不過這些好處都有局限性，爲什麽有局限性呢？在香港也好，在美國也好，分散小的投資者哪怕是成千上萬，如何狂熱的認購，其實都是缺乏對銀行理性的分析，他們沒這個能力，也不必要做那麽複雜的努力，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有問題了，就把股票賣了。所以分散的股東對於上市公司是沒有本質的約束力的，而且極小的約束力都是滯後的。中國銀行或者建設銀行，指望說上市以後由這一部分産生的約束力、監督，改善銀行的治理業績，效果那是微乎其微的。
當然，小股東用脚投票會對管理層産生壓力，因此上市能帶來的信息披露的公開和透明，但有時候這種壓力幷不是健康，比如銀行經常面對的在短期內分紅的壓力，這就不是特別好。
對銀行治理長期真正的壓力主要來自于機構戰略投資者，大股東。但現在的問題是通過股改的國有銀行，給予外資和私人的股份相對較小，他們還處於一個話語權非常有限的處境，對銀行高層的管理人員的任命、懲罰、激勵影響的程度非常小。
主持人：從現在來看，銀行改革完成了一大半，有沒有達到我們改革的設計者預期比較理想的狀態？外資的股東有沒有發揮到目標中的作用？
王君：國家很多措施想要真正從根本上改善銀行的治理，但是現在看來改善銀行的治理就需要在董事會管理層公司治理之間，按照市場的秩序和現代企業的原理，去吸收近幾年國際上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問題的教訓，構建一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但有時候恰恰是政府本身在破壞這種公司治理。比如拿最近的人事任命來說，本來是屬於董事會的權利，却由組織部門提出來，然後董事會給予確認，怎麽會有那樣的巧合，兩個銀行的行長同時調換？應該不會這樣的，後面有行政的力量在支配。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悖論，雖然籌資了不少的錢，國家也花費了成倍的代價，而且境外的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是在賭政府這張牌，做一些協議安排，政府還要對他們承擔最終責任，可以說這些投資是保底的，這樣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說，外資股東的作用，現在可以看還是非常有限的。不過，有些方面，比如在技術上他們一定能發揮作用，比方國外正在實行的一般性的管理的技術，那肯定能够引進。這些銀行也會樂意向投資的銀行介紹。這些技術雖然就像當年中國進口設備一樣，可能落後十年的，但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都是先進的。而真正是先進的東西，既不可能，而且也不現實。畢竟在一定的領域還是競爭者，投資也有限，所以說是不是傾其全力，把所有的東西都投入進來，是值得懷疑的事情。
同時有些技術，中方也不一定接受。比如美洲銀行在美國做小企業貸款是比較突出的，而恰恰建設銀行的戰略不是做小企業貸款，從長期來看這些技術也是沒用的。
另外，所有的東西都要人去執行，現在仍然是按照任命幹部方式任命銀行高管這些做法，不改變的話，美洲銀行那些高招也發揮不了作用。
我之前曾經寫過一些文章，大概有一年多，就是國有銀行改革的模式選擇，一個是西班牙模式，一個是波蘭模式。如果是西班牙模式，採取的就是中國的做法，就是注資剝離，一夜之間成爲一個好銀行。但是這樣的做法，有一個什麽毛病，就是資産負債表可以一夜就改好，但是裡面的文化、約束激勵不是一天兩天的，所以這樣容易反復，中國目前就是處於這樣的境地。所以，當初改革進行的很快，需要一個過程進行消化。
3.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主持人：我們目睹了這樣一個現實，銀行不斷刷新IPO的記錄，從當年全球最大的IPO一直到近二十年全球最大的IPO，幷且爲媒體、銀行高管所津津樂道。那麽對於我們的銀行來說，真的是募集的資金越多越好嗎？
黃海洲：當然不一定是募集的資金越多越好，或者是IPO越大越好了，這裡面有較爲複雜的因素。海外戰略投資者持有多少股份，是由銀行上市的策略决定的。如果商業銀行本身治理結構比較完善、發展比較成熟，就會希望賣出較少的股份；而每一股的價錢則自然希望越高越好。如果是花錢買機制，當然需要賣出股份較多，因爲海外戰略投資者對改進治理結構的貢獻是有成本的；同時，每一股的價錢也希望越高越好。因爲賣出股份過少，優化銀行治理結構效果就降低了，既然賣，當然價格越高越好。
王君：首先募集資金多，規模很大不能說明問題。第二，現在一個一個的超額認購等等，你看到背後都是在講中國故事，中國概念，都在打國家主權、國家信用這張牌。外國投資者這麽打是非常合乎理性的，原因是股改以後國家幷沒有脫離干系，政府仍然是這些銀行的主要所有者，幷且對他們未來承擔責任，就是這個投資是保底的。再加上目前中國這個時期，宏觀的故事好講，世界範圍內中國目前是一個快速成長的一個經濟體。外國人祗看到這些宏觀故事，所以很歡欣鼓舞的。
主持人：還有一點，比如說你在IPO的時候，發的股票很多，一些投資者，甚至是很多機構投資者，和銀行沒有什麽關係紛紛追捧這些股票，給人一種印象，好像股權的確非常好賣，而且價格還不低。這些機構的加入，能不能說明你的銀行確實改革得很成功？或者說這些股權對銀行的價值的確是一種提昇？
王君：實際上說到股東的質量和預期的問題了。如果股東持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股票，産生不了什麽實質的影響。但像美洲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這樣的，因爲帶來資本的同時還帶來管理的理念、經驗、技術甚至戰略上的合作關係，一些非金融類的起不到這個作用，是有本質的差异。所以，非金融的股東佔的比重過大，資本的質量、股東的質量會有問題。
4.錢真的多了嗎？
主持人：中國正加速推進QDII的步伐，以及其他一些金融工具的創新，那麽，銀行是否該大膽的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又比如，之前國外很多銀行出現了收購浪潮，國內上市銀行資金如此之多，可否進行這種投資呢？
黃海洲：其實商業銀行在中國有很多的東西可以投資。有一些地方一些投資很好的項目可能幷不易拿到投資。再比如，如果允許銀行做結構性産品，讓銀行把一部分錢投資在與股市相關聯的結構性産品上(而不是直接投資在股市上)，也可以得到比做商品房按揭貸款更高的回報，風險也很小。中國股市從今年開始幷且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會有不錯的發展，如果股市的監管等方面都跟上去、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也跟上，把貸款跟其他相對複雜的金融産品連在一起，可以擴大銀行的投資空間。還有，發展國內市場金融衍生工具不但可以提昇中國企業在國際上定價的能力，還可改善國家的金融、經濟安全，幫助解决目前金融經濟改革大大落後于實體經濟改革這個重要問題。
宋敏：這個問題挺有意思，拿來這麽多錢怎麽辦？你去看海外做的非常好的銀行，就會發覺它們的那個利潤結構差別很大，實際上就是說海外靠放款這一部分賺錢其實是很小的一部分。
中國的銀行基本走的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這種簡單的操作模式，那麽現在如果一直按照這種簡單的操作模式，再碰上現在的宏觀調控，發展就出問題了。但現實是籌了這麽多錢，不放貸款該怎麽辦？
我覺得我們金融市場對老百姓的金融需求還遠遠的沒有釋放出來。銀行需要業務的多元性，不能等政府說可以做什麽了再去做。在西方，很多金融産品都是商業銀行首先提出來的，而監管者都是滯後的。一般來說，銀行從市場角度創新出産品，監管者覺得這個事我要管一管，就出來一個法律。而不是監管者覺得可以做什麽，就去拓寬一下。
王君：有，但我認爲這不是主要的主流。包括你說的衍生工具等等都是高風險、高回報的，銀行資金應用的渠道其實是很多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小企業的貸款。在2004年10月29號貸款利率放開以後，中央銀行對利率其實沒有上限，祗要不超過定義爲高利貸的一個界限。比如20%的利率，如果對中小企業貸款，應該很有市場。但現在銀行都沒有收取這麽高的利率，爲什麽呢？簡單的一問，銀行肯定會覺得這麽高的利率誰會貸呢？其實會有很多小企業願意以比較高的利率貸款，但爲什麽沒有貸呢？銀行不貸，他也不來，因爲小企業知道我來申請根本沒門，要手續，要抵押品，保值品，都沒有。銀行方面也沒有能力來甄別這些信息，就形成了一個死結。但是銀行能開發出靈活適用的産品，能快速的向小企業發放，有非常大的盈利空間，領域非常廣泛。可以解决宏觀經濟當中的就業問題、GDP的增長問題，但是現在銀行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第二個方面在基礎設施方面，銀行也是可以作爲一個機構投資者，充當項目融資的功能。但商業銀行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銀行吸收的資金是短期的，而這些項目是長期的，存在一個期限結構配比問題。解决的辦法，就是資産證券化，發放長期融資貸款，然後通過它打包，進行證券化，從資産負債表轉移，通過比較發達的二級市場解决這些難題。這雖然沒有第一個直接，祗要銀行戰略上明確了，都可以做，那時中國經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
主持人：面對大量的銀行資金過剩，中央銀行採取了諸多措施，比如兩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昇息，多次發行票據，甚至是定向票據，還有要醞釀存款利率的下調，那麽這些措施效果如何？能不能從解决國有銀行的大量資金過剩，遏制貸款的沖動？
黃海洲：我覺得中國央行對經濟情况的判斷、對政策力度的把握，總體做得相當不錯。
中國如果要在短時間內解决國有銀行的大量資金過剩、降低貸款增量，在技術操作上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央行可以繼續發行定向票據幷相應提高利率。但根本問題不在這裡，這種做法祗是治標而未治本。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余永定提出了關於中國政策目標的新“三元悖論”。“三元悖論”是指在中國目前經濟結構和政策取向前提之下，要求中央銀行同時實現三個目標：宏觀調控、人民幣幣值穩定和改善商業銀行的穩定性，是不可能的，最多祗能三者取二。爲了追求宏觀調控和改善商業銀行的穩定性，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步伐必須加快。
宋敏：目前大銀行的資金嚴重過剩，也是因爲中小金融機構太少，專注于貸款性的金融機構比較少。作爲國有大銀行，不願意去找一些中小企業，去評估它，發放貸款祗有幾百萬、幾千萬這種比較小的貸款，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一個國家需要有爲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所以如果慢慢地開放，可以有一些中小金融機構，比如我們經常說的更多的區域民營銀行出現，在一個地區做專門性的貸款。需要的資金通過銀行的拆借市場，國有銀行現在有很多網點可以吸收存款，充當資金批發商，拆借給這些專門性的金融機構去做，也能够部分的解决結構性的問題。金融開放對內開放我想可能更重要，這個要能做好，資金泛濫的問題可能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王君：所謂資金過剩可以說是一個表面現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從根本上不存在資金過剩的問題。祗是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和個人包括農村農戶，他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而那些沒有真正的資金需求，像一些大企業反而被銀行追逐，就形成了這麽一個局限。
你剛才說的那些措施那都是臨時性的措施，有的甚至還有可能造成制度扭曲的問題。中央銀行調控永遠都應在宏觀上而不應該在微觀上，比如定向票據、有針對性的有差別的資本充足率，我認爲這是錯誤的。中央銀行既不影響，也沒有能力對單個金融機構的資本狀况做出判斷，那是銀行監管者的能力和職權，中央銀行祗能在宏觀上。宏觀上山窮水盡了想進入微觀，那祗能是無能的表現，而且會帶來激勵的扭曲。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李振華 胡敬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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