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馬英九的“兩岸論述”需繼續完善 |
中評社訊╱題：馬英九的「兩岸論述」袪疑 作者：盧卡爾（香港） 美國律師
‧馬英九的「兩岸論述」觀點為何？
‧他的「兩岸論述」有何疑點？
‧馬英九為何需重整對北京的心態？
‧如何回歸孫中山精神？
馬英九自去年歲末以來曾在台灣內外的主要媒體多番發表兩岸關係的論述，因基本主調不離他過往一貫的說法，並未引起太多注意。但由於他現在已身為國民黨主席，其論述勢必茲事體大，有必要接受非常嚴謹的檢驗。
馬英九「兩岸論述」的主要論點
一、台灣不求「法理獨立」，大陸不動武；由於六四不平反兼其他條件遠未成熟，台灣一方無意願談統一問題，故主張維持「不急獨不急統」的現狀。
二、儘管統一是國民黨的終極目標，兩岸的主權問題可能他有生之年（應約卅至四十年）甚至數代無法解決，但必須先予管理（manage），如簽訂和平協議，以及在經貿文化等方面加強交流。
三、「台灣優先論」，連結台灣才有中國，「中國」主要是個文化經濟而非政治性的概念。
檢驗馬英九論述之完善與否，應有三方面環節的考慮：
一、如何蔚為藍營共識，進而成功面對綠營勢必非常凌厲的詰難，贏得關鍵性中間選民的支持。
二、如何取得北京當局一定程度的諒解和合作，以為開展兩岸局面提供切實的前景和機會。
三、如何名正言順地繼承孫中山精神。
馬英九的論述顯然未經黨內的集體討論，仍應有調整補正的空間。儘管馬目前在藍營享有鼎盛地位，但他若欲凝聚共識，特別是為針對來自綠營之可能挑戰，理應通過廣泛討論和充分辯證的過程再作定論。
論述應明確有力
回顧台灣零零年及零四年兩次大選之間的變化，綠營得票率由四成升達近五成，扣除選舉操作技術層面的因素，藍營的兩岸論述作為大選最主要的議題的認受度明顯有了遞減，或至少是未佔上風。零八年的情況或許有變，則不出兩種可能：一、中間選民不滿扁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績而覺察到綠營兩岸論述之困境；二、馬為藍營的論述注入具有更大號召力的新成分。前者因已有太多現成的論據，當為不難；後者則首先必須澄清馬英九論述所可能涵蓋的主要疑點：
一、反對「法理獨立」，等於間接贊成「事實獨立」，這二者在實務上確難區分。按馬英九最新的詮釋，「法理獨立」端在是所謂的「永久性」，但同時又自認兩岸無法於卅、四十年甚至數代之內統一。世事難測，卅、四十年乃至「數代」誠非短，是否亦構成為永久性實是見仁見智。再說，「一中各表」下的「中華民國」在實效上是否也等同是一種法理獨立的狀態，論證上的取捨要屬有雙重標準。法理的「中華民國」甚至可為台獨提供權宜的保護傘。「法理台獨」的立論恰正凸顯了現狀之不通法理，不啻是自損立場。
二、若談統一的先決條件，如六四平反，大陸民主化等，於時下甚至長久之內不會發生，則統一遙遙無期，和獨立又有何實際不同？馬英九不如將談統一和這些事關大陸內務的條件鬆綁，則論述免受預設立場的束縛，反可轉活。
三、不談主權政治問題，又何能保證經貿文化等之交流必可暢行無礙？這確如綠營所說不是台灣單方面「操之在我」所可決定的。
四、兩岸關係之現狀，從任何角度看都極不明晰，更難稱理想，卻說要爭取維持如此之現狀，如何激勵人心和吸收中間選民？
重整對北京心態
相對於去年連、宋與北京當局的互動之高調及熱絡，馬英九於前年之被拒訪香港就顯得相當突兀，事必與他當時公開帶頭譴責「反分裂法」有關。馬本人過去多年來高唱六四平反，每言及大陸必「民主」不離口，甚至不避諱法輪功等近乎「極右」或是屬所謂「反共」之言行，北京當局自會心存戒惕。但另方面，馬英九也有反台獨的鮮明立場，以及作為藍營的新共主、綠營的新剋星，又令北京當局對他不得不存寄望，如馬新任黨主席迅即收到胡錦濤之賀忱。
去年黨主席選舉一役，充分反映了馬英九在政界甚受議論的人際關係，他與連、宋、王之欠真心融洽更是欲蓋彌彰。馬的處境頗似北宋的王安石，上駟遠而次駟近，其變法最終之失敗被史家認定與其主政有欠人和不無關係。很難想像馬作為藍營共主，兼為零八年大選極可能之當選人，能不和北京的胡溫等高層有所互動。馬基於本人的主觀因素或基於公共形象上之客觀需要，究竟能否不卑不亢而與北京高層又會激盪起怎樣的火花，誠都有得觀察。
是的，馬英九有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但作為國民黨主席及零八年極可能的大位候任者，他必須顧全大局，重整過去百無禁忌的言行作風和相關心態，理由如下：
一、馬英九之所以享有今日之隆譽和地位，主要端賴其本人優異的形象和操守，而非其大陸言行；否則，反大陸更凶的綠營人士何以概無同等厚待。馬英九批評綠營以意識形態治國，自己又怎能以意識形態對應大陸？
二、大陸「一國兩制」的「一國」架構對台而言固為可議，但其「兩制」下「河水不犯井水」的精神則沒理由不被尊重。儘管台方政界不分藍綠對大陸內部特別是在政體等各節向來都慣常說三道四，但北京領導人多年來的確貫徹信守不涉台灣內務的單向承諾。倒置大小互事之道，有若台諺「草螟弄雞公」，本身即屬不智。
三、國際上固有「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畢竟不為主流。一向提倡大國應發揚軟威力（soft power）的哈佛名學者奈伊（Joseph Nyle），最近撰文明言大陸的軟威力現已於歐美以外的地區凌駕美國。對大陸的正面評估，竟出自美國文化最核心之內圍，其所含啟示，台方人士豈可不予重視。
四、馬英九師承蔣經國，蔣於鄧小平復起十年間未能拋掉歷史包袱及時權變，一味因循所謂之「三不」政策，坐失打開台海局面之良機，而導致了今日兩岸依然極度混沌不明的形勢，馬豈可重蹈覆轍？
回歸中山精神
在今日台灣的時空下，孫中山早已被淡忘，極少數還以中山信徒自居者毋寧已成孤臣孽子，時代巨輪之不斷向前，以及國民黨之不斷半自動半被迫地右翼化俱有以致之。馬英九最近曾試圖引用孫中山本人在台灣的事蹟來說明國民黨並非是「外來政權」，卻未見激起絲毫回響。另方面，中山精神近年在大陸重見生命力。因此，祇要國民黨在台灣還能讓中山精神稍留生氣，非無希望將其發揮成為兩岸在思想上的最大公約數。中山精神不是不可活用於當今之兩岸關係。
一、孫中山強調中國不可亦步亦趨歐美政制，並稱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本身恰正也屬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晚年之「容共」實不足為奇，任何中山信徒斷無必須絕對「反共」之理。
二、孫中山說中國人患自由太多而非太少，有鑑於他那時中國人的自由不見得高過今日之中國人，此觀點於今應還有效；而與當前在台灣受到包括馬英九在內的人們自覺或非自覺地頂禮膜拜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有明顯不同的著重點。
三、民權主義通篇在闡述「人民有權」與「政府有能」之間必須加以平衡的必要，孫中山另有「訓政」、「真假平等」等的概念，其學說顯然未將「一人一票」的原則絕對化。為今日之大陸計，十三億人中有八億低教育水平的農民，「一人一票」能嗎？好嗎？「民主」論者實不必過於食古不化，應放大歷史縱深來看這問題。西方亦曾有名學者論除民主以外，傳統和政績同可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根基。
四、孫中山最後的遺願是「和平、奮鬥、救中國」。這「中國」絕非限於台灣一隅，也絕非僅有文化經濟之意義，「台灣優先論」明顯有違中山精神。本土化若不走極端本乃相當自然正常之現象，不必大張旗鼓，何況當今台灣的安危興衰實已和大陸分不開，一味追逐「台灣優先」的結果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藍營之所以有別於綠營，在於應有此體認。台灣有自己的實力和條件，與大陸和並不代表「降」，大可不必因缺乏自信而炒作所謂之優先論。
總結改善兩岸關係事在人為，正如孔子所說「為政在人」，馬英九既在其位即應善謀其事，認真檢討及完備其兩岸論述。「胡連願景」確是好開始，恰可有助於馬英九在兩岸問題上的重新定向；他除了對之口頭肯定以外，更應亟思如何延續遂行之。馬英九唯有大刀闊斧袪除「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模棱心態和觀點，紮實挺出真正可以打開兩岸關係死結的嶄新論述，才有可能徹底壓倒綠營的台獨論述，以成就解決包括台灣本土在內的全中國大脈絡下延宕多年之所謂台灣問題的豐功偉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