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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震遠：“和平發展”是主體，建設“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是兩翼。（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香港9月9日電（記者潘星薇 郭倩雯）中國評論學術顧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震遠9月6日參訪中國評論香港總部時，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詳論中日關係、中美關係、胡錦濤主席的“和諧世界”觀、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近期台灣島內局勢和兩岸關係發展等。專訪全文如下：
記者：小泉將下台，安倍可能繼位，中國如何看待安倍這個人？麻生說今年底之前中日可能舉行峰會，中國會同意安倍訪華嗎？
郭震遠：小泉今年9月將會結束執政，小泉的卸任及安倍即將繼任也已經沒有任何懸念，因從各方面的民調看來已經比較清楚。但中日關係如何發展，這就有不少懸念。我們都知道小泉執政5年多以來，他把中日關係弄至中日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其原因很多，而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小泉堅持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儘管我們一向都有說靖國神社的問題，但我特意要再次強調，是因為今年以來我接觸了很多日本朋友，有一些朋友似乎對這個問題不理解，他們都不明白中國的態度為什麼那麼強硬，他們認為小泉去參拜都只是表達對戰爭作出反思，但我說不對！因為靖國神社自1978年底把日本12名甲級戰犯的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之內，之後靖國神社就成為中日關係當中一個非常敏感、非常尖銳的問題。
日本在1978年將甲級戰犯送到靖國之後，尤其後來每一次日本領導人去參拜靖國神社，都要引起中日關係一次非常大的震撼。原因是參拜行為表明日本領導人對侵略戰爭責任的認識上採取否定態度，而且這種否定態度是與作為中日關係基礎的三個文件是直接相抵觸的。但過去歷屆的日本領導人在執政期間參拜而遭到激烈批評之後，一般就沒有繼續去參拜，但小泉則不然，還連續5年參拜，儘管日期經常改變，而今年更在執政期間，堅持在8月15日第6次參拜，這就表明不僅僅是參拜的問題，他讓我們清楚看到中日之間現在所謂的歷史問題已經突破了純粹的歷史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
小泉曾說參拜靖國神社是他自己的情感問題，但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在執政期間不能有個人情感，因他的一行一舉一動都代表國家。另外，有人說小泉參拜只是為了爭取選票，但到這個8月15日他已沒有選票的問題了。我認為，小泉他去了第6次參拜，其實非常清楚的把靖國神社問題和日本現實的戰略利益綑綁在一起。因小泉執政以來，一直把所謂日本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正常國家，也就是要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連繫在一起，而且明確把中國當作日本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主要競爭對手，主要的障礙來看代。在這情況下，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就成為了中日之間非常尖銳非常突出的問題，所以中日關係能否改善，已被小泉的作為推到“零和”的狀況。
這種狀況就是說，新任的日本領導人，比方說安倍，要麽他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肯定得不到改善；要麽安倍明確表示在執政期間不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立即出現有大的轉機、有的大改善。時至現在，已沒有別的可能，二者必擇其一。
對於中日兩國領導人會晤的機會，說法很多，但也在於日本新的領導人在參拜靖國神社上的決斷，這是重要關鍵。如果新任的日本領導人明確表示不參拜靖扛神社，我相信中日關係有大的改善、大的轉機，甚至領導人的會晤都有可能；但如果新任領導人沒有明確決斷，那麼中日的前景如何並不樂觀。
今年我接觸不少日本朋友，他們都很希望中日關係可以得到改善，但我覺得他們都過於一廂情願。他們認為參拜問題上只要含糊過去，中國就可能改變態度，我不這麼認為，因為關鍵是小泉已經把這個事情推到無法含糊的程度，特別是他8月15日最後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他正式把問題搞到非常尖銳的程度，已經沒有任何含糊的任何可能。
雖然如此，我認為從長遠看，中日的關係仍然是樂觀的。因為中日關係的改善對於中日兩國、對於亞太地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終都會走上正確的道路。但在短時間、例如今年之內會很快隨著日本領導人的更替對中日關係有重大改變，我認為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關鍵是日本新的領導人在參拜問題上如何作出正確的決斷。
各方民調及媒體指出，安倍如沒意外有很大的機會成為日本領導人，而我亦認為，安倍是日本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比較出色的一位。安倍是來自很顯赫的政治世家。我認為，作為日本新一代的領導人都有一些有多個共通的特點，而這些特點都在安倍身上顯示的。
這些共通點包括：一、主張一切從日本的利益出發來處理各種事務；二、對於日本現在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上，認為日本應有更高的地位、發揮更大的作用；三、日本新一代的政治人物對歷史、對當今的世界認識上跟日本老一代的政治人物來比應該有不足之處。這是比較普遍來講，包括小泉在內，在這個情況之下，這些共同的特點在安倍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表現程度不同。
有很多人說安倍是個鷹派，包括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及強調日本的利益上，但是我覺得也因為安倍相對而言比較年輕一些，應該說可塑性還是值得關注。另外強調日本的利益的問題，這個本身不是一個壞事，日本領導人應該是維護國家的利益，問題只在於如何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採取政策。所以我並不“看死”安倍是個鷹派、或者他一定堅持小泉在靖國神社的立場，我認為安倍還是有調整的可能。
記者：中國是否滿意目前的中美關係發展勢頭？中美會不會在台灣問題上再出現大的問題？美國是否挺扁？
郭震遠：作為一個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人來說，我個人對於當前的中美關係是滿意的，這個滿意不等於說沒有問題，當今世上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都會有問題。我經常在寫文章時或者接受媒體採訪時，經常強調中美是兩個存在重大差異的大國，至少來講，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經濟發達程度、歷史文化傳統，這四個最基本方面中美都存在差異，因此中美之間有諸多利益衝突和矛盾是正常的，沒有才奇怪。
問題的關鍵在於：第一、這些差異和矛盾要有解決、有消除的機制；第二、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矛盾和衝突；三、中美之間不會發生全面的對抗。我認為最近幾年來，中美關係確實正朝向這方向不斷發展。因為從2001年小布什執政以來5年多，除了在2001年4月1日，中美軍用飛機在南海上空相撞，然後4月份圍繞台灣問題有一些比較嚴重的麻煩以外，應該說中美關係是不斷朝著改善的方向發展。我今年二月份在“中國評論”上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趨於成熟的中美關係”，這篇文章反映了我對中美關係總的一個看法。趨於成熟不等於沒有矛盾及衝突，而是說矛盾和衝突不至於造成全局性的矛盾和衝突，而且是正在建立一種解決矛盾和衝突的機制。這就表明了我基本的看法。
另外説到臺灣問題，我前面講到，中美之間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利益衝突，而這些矛盾和利益衝突其實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當中都普遍存在，比如貿易問題，美國與日本和歐洲的矛盾，比中國還嚴重，它們都到了打貿易戰的地步；意識形態的矛盾，美國跟其他國家比如和伊斯蘭國家的矛盾也是尖銳的，但是中美之間，台灣問題是獨有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而作為一個大國的內政問題的台灣問題，幾十年了，一直是中美之間最敏感、最重要的干擾因素。在當今的世界上，僅有這一個例子，這就說明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當中重要性和獨特性，但是我們同時還要看到：第一、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唯一的根源就是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美國如果不插手干涉台灣問題，就沒有中美關係的台灣問題這一說，就不存在；第二、儘管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而製造了很多藉口，但是說到底美國完全是從美國本身的利益，堅持插手干涉台灣問題。
幾十年來，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其實一直在變化當中，最近幾年，小布什執政以來5年多，其實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敏感程度有所減少，我說的是敏感程度。始終存在不那麼敏感，所謂的敏感程度有所減少是指，過去特別是九十年代非常明顯，海峽兩岸關係一出現緊張必然導致中美關係緊張，導致中美關係下滑。整個九十年代，中美關係發生了4次重大嚴重的下滑，有3次都是台灣問題直接引起的，包括：1992年9月老布什賣了150架F16戰機給台灣；1995年6月克林頓批准李登輝以所謂的校友身份訪美；1996年一季度台灣的所謂選舉期間，美國派航母戰鬥編隊通過台灣海峽或接近台灣海峽的入口，那一次導致中美可以說是兵戎相見的邊緣；四、1999年5月美國空襲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這4次是中美關係最嚴重的下滑，而其中3次都是由台灣問題引發的，這可見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當中是多麼的敏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從2001年以來，在中美關係中的縂的改善、趨於成熟之時，儘管兩岸多次發生緊張，包括今年“廢統”的事件，但是台灣問題並沒有再度引發中美之間的緊張，甚至於出現了所謂的中美在事實上合作制約陳水扁的“台獨”的這種情況。所以，我說最近幾年來，中美關係當中台灣問題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但是由於美國始終還在堅持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當中的台灣問題的重要性沒有減少。只有美國最終停止插手干涉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程度才會停止。所以我認為在今後兩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將繼續存在，但是對中美關係的干擾會有所減少。
記者：胡錦濤主席倡導構建“和諧世界”，有什麼箸力點？有什麼有利或不利的因素？中國現在為什麼少提了“和平崛起”？
郭震遠：我認爲是認識上有誤差。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現實，全世界都看到，而且全世界都高度關注，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它的快速發展當然對世界、對各個國家都會有重要的影響，大家關注是非常正常的。其實大家更關注的是中國向何處走。一個發展中的中國在世界上如何發揮作用，這是問題的要害。很多人有意無意拿著傳統的眼光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迅速發展必然在世界上要搞霸權，就要成為一個新的超級大國、一個新的霸權國家”，很多人是這種認識，所以才出現中國和平崛起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後來不提“和平崛起”了？我感覺用“崛起”這個說法確實會引起誤解，本來大家就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上已經有一些誤差，就是說認為中國發展也將會象原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個大國一樣，發展了就是為了“謀求霸權”，但是中國不是要走這一條路。所以，後來中國就強調用“和平發展”，而不是用“和平崛起”，用的就是“和平發展”，所以“和平崛起”應該和“和平發展”這是一組的概念，所以為什麼我說在認識上有誤差，我主要指的是這裡。
至於說中國要堅持和平發展這一點，當然有很多人還是有疑問，這個我們不迴避，確實有疑問：“你力量足以強大了，是不是還要走老路呢？”我們要講清我們不會走老路，我們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但人家懷疑的話，我們就以事實來檢驗。就我個人而言，我其實就一句話，非常的簡單就是：“因爲和平發展是唯一對中國有利的發展道路”，除此以外，其他的發展都對中國不利。所以我們堅持和平發展是不會有任何動搖、不會有任何改變，就因為這是唯一對中國有利的，我就不展開來說了。
説到建立“和諧世界”的問題，我在“中國評論”有一篇文章，用的題目是“建設和諧世界是廿一世紀中國外交的總綱”。我認為，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廿一世紀至少中期以前中國發展的總戰略，就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這個總戰略之下，國內是以建設“和諧社會”為內政的總綱，中國要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在國內是以建設“和諧社會”為內政的總綱；在國際上，是以建設“和諧世界”為外交的總綱。形象地講，“和平發展”是主體，建設“和諧社會”和建設“和諧世界”是兩翼；或換一個說法，通過建設“和諧社會”和建設“和諧世界”，來實現中國的和平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我在此就不多說了。
在建設“和諧世界”的問題上，第一個要回答的，就是這個世界能否成為一個和諧世界？因為在建設“和諧世界”的總綱提出來以後，第一個遭到最強大的質疑，就是這世界不可能和諧，因為建設“和諧世界”根本是不存在可能，但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認為回顧人類歷史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歷史，我認為走向和諧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當今的世界確實非常不和諧，這是事實，但是走向和諧是必然的，可能時間要很長、很曲折。我們所講的世界格局的多極化，經濟的全球化，内核都是和諧。
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如果不是和諧的話，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如果不和諧的話，它也是不可能存在。所以世界格局多極化的進程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其實就是走向和諧的過程。由此而來，得到一個看法，我們所謂的建設和諧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要建設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個新秩序不能是過去那種弱肉強食的秩序，而應該是一個和諧的秩序。說到這裡，又引申出一個問題，那中國是不是要推翻原有的秩序來建立一個新秩序。我說不對，因這個世上存在了幾千年，現代的社會也存在了幾十年到上百年，現有的國際秩序無論政治、經濟秩序當中都有很多合理的部份，否則這個世界早就不存在了。這些合理的部份其實也是保持這個世界和諧的部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講的建設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就是要保存、發揚合理的部份，改變其中非常明顯的不合理，也就是不和諧的部份。所以不是說我要要推翻現有秩序來建立一個新秩序，而是要在現有國際秩序的基礎上，讓現有的國際秩序更合理、更和諧。所以就我本人而言，我對於建設和諧世界是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有熱情。
記者：《紐約時報雜誌》日前有文章說，“中國在聯合國主權至上，強硬極端”，你同意這個觀點嗎？如何看待中國在朝鮮問題、伊朗核危機的作為？
郭震遠：我堅決不同意這個觀點，當今世界上只要有國家存在，就有國家主權的存在，否則怎麽叫國家呢，而且就有維護國家主權的問題。國家的存在就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就必然要維護國家主權，我首先要把這一點講清楚。實際上，現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是自己的主權至上，包括某些國家集團，像歐盟，它出現了某種主權讓度，但是這種主權讓度，第一，本身就是國家主權的行為。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我讓度我的某些國家主權給整個集團，這本身就是一個主權行為，而且中間有反例，就是我不同意我就不能讓度，比如去年的歐盟憲法在荷蘭等囯遭到公投否決；第二，這種讓度其實為了更好的維護國家利益，就在歐盟內部，它這種讓度是為了更好的、每個國家更好的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這是作為一個主權概念來看。
中國在聯合國的表現，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在國際事務當中越來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是個事實。我們歷來在國際事務當中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堅持獨立自主，同時堅決維護國家的利益。但在處理各種具體的國際問題、國際事務、國際事件的時候，我們都是按照這個問題、事務、事件的本身是非曲折來決定我們的立場和政策，是根據它本身的是非曲折來決定，所以我們在聯合國上可以看到這麼多年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三十多年，我們只在70年代動用過否決權，有好幾次別人覺得中國會動用否決權，但中國並沒有動用。中國總是力圖在不同的立場、利益之間來尋找最大程度的一致。遠的不說，最近就是伊朗核問題、黎以衝突、朝鮮核問題，中國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所以我不知道《紐約時報雜誌》的那種觀點是從何而來。我認為，它這種觀點是不顧事實的，而且是有一種非常強烈、非常明顯的對中國帶有偏見的、不負責任言論，完全不乎合事實，而且也不可能為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所接受。
記者：日前有媒體報道稱，朝鮮好像“不聽”中國的話了？
郭：這個也不奇怪，為什麼要朝鮮聽中國的話？有人認為朝鮮就該聽中國的，但朝鮮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有它的國家利益，我們一再表明在朝鮮半島核問題的立場，但我們同樣不能把這個立場強加於朝鮮。那種認爲中國採取點措施制裁一下朝鮮，那朝鮮就聽話嘛，那中國成為什麼國家了？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我們希望朝鮮半島無核化，我們希望通過和平的談判對話來解決朝鮮核問題，這個是非常清楚的。因為這種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半島問題都乎合中國利益，所以我們堅持。但是我們堅持和我們把它強加於朝鮮，這是兩回事。所以說老實話，我們反對別人把別人的利益、觀點強加於我們自己，那我們就要強加給別人嗎？這是一種很滑稽的邏輯。
記者：大陸如何看待台灣倒扁局勢，兩岸關係未來走向如何？台灣要談陳雲林訪台問題，海協會會去函嗎？
郭震遠：島內自去年8月份高雄泰奴暴動以來，圍繞著陳水扁弊案連連，而且火越燒越旺，我本人覺得這事一點都不覺奇怪，因為從陳水扁在2000年上台時，我始終有一個看法，我覺得陳水扁和他身邊的人就像大陸文革時候的造反派組織頭頭一樣，一上台掌權什麽事都敢干，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時我接受台灣媒體的連線時，就直接了當說過這個看法。所以他作出那麼多弊案，我一點都不奇怪，而且對於他這種死不認錯，也不覺得奇怪，因此島內出現那麼強烈的反扁浪潮是必然的。
在這情況下，我感覺島內的政局確實因此發生了重大的動蕩，這一點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無論藍綠，但是這畢竟是島內的事。以我作為長期研究兩岸關係的人來說，對這種事態變化有很大的興趣，會很密切的關注，但僅此而已，這畢竟是島內本身局勢的發展變化。
在陳雲林主任訪台的問題上，如果台灣當局批准讓陳雲林主任訪問，這不失為一個聰明的做法；相反，不同意陳雲林主任去，肯定是一個很愚蠢的回應。就具體來說，如果台灣同意陳雲林主任訪台，說老實話不僅僅是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非常有利、就是對於陳水扁本人減輕一點壓力，恐怕也都是有所幫助，所以我說是一個聽明的選擇。既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就應該採取一個積極促成態度和做法，而不是設置障礙、不是搞小動作。
台灣所謂以兩會來連繫，其實就是搞小動作，想以此恢復兩會的連繫，但要知道兩會連繫的中斷，完全是由於1999年7月李登輝當時拋出“兩國論”以及陳水扁在這6年多始終堅持“兩國論”所造成。本來通過批准陳雲林主任訪台是可以給這個僵局找到一個解套的可能，可是他卻想用這個方式達到事實上恢復兩會聯繫的目的，我認為不僅恢復不了，而且問題更加大，而且也使陳水扁失去一次可能給他減輕壓力的機會。
台灣聰明的做法就是不提兩會，就直接批准陳雲林主任訪台，這樣就能緩和兩岸的氣氛，這實際上是為下一步包括恢復兩會的接觸，創造一個條件。如果臺灣方面現在預設條件，説明它根本不打算做這件事了，我認爲海協會不會給海基會回函，陳雲林主任訪台的可能性看來很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