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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教授黃偉宗先生接受中國評論記者專訪。 |
中評社訊╱題：“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訪中山大學教授黃偉宗 記者 韋民
廣東、廣西之“廣”在哪裡？
韋民（以下簡稱韋）：從最近美國的傳媒報道知道，你在美國講學期間談到“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課題，在華人和文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世界日報》發表該報記者訪問你的報道：《海上絲路源遠，珠江文化水長》，更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興趣，在近日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的有關報道中，又稱你提出的這兩個課題，是這個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最出眾的”亮點和熱點，請你向本刊讀者更具體談談好麼？
黃偉宗（以下簡稱黃）：好。先從廣東、廣西的“廣”在哪裡說起吧。人們都知道：河南、河北的省名，是出自黃河為界；山東、山西是以太行山而分東西；湖南、湖北是以洞庭湖界分南北；而知道廣東、廣西的界分標志之“廣”在哪裡的人，恐怕不是很多的。由於前些年我在身任中山大學教授之職之外，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這些職務要求我必須弄清楚珠江文化源流。1995年，我同一班多學科的專家對廣東封開縣和廣西梧州考察的時候，從《水經注》知道這裡正是桂江與賀江“入鬱”（西江）的地方，即西漢時的“廣信”，是當時統轄嶺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所在地，是依據漢武帝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統一嶺南時所下的聖旨：“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中取出“廣信”二字命名；後來以此為界，廣信之東為廣東，廣信之西為廣西，這即“廣”之由來。“廣”字雖出自聖旨，但實是指桂江與賀江入匯西江之地域，故其內涵是兩江交匯的意思，這也是中國早有水文化意識的一個體現和佐証。
韋：你所說的水文化是什麼意思？
黃：現在西方流行的現代文化學，有許多學派，有種種不同的文化觀，其中最受歡迎和使人接受的是水文化觀，其核心是水決定人的生命、生存、生產、生活，以及人的意識、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並認為海洋是廣闊的、開放的，海洋的國家得天獨厚地最早具有現代的文化與文明。在這種文化觀的人看來，中國是內陸文化國家，注定是封閉保守的。這是一種偏見，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歷史事實上的錯誤。別的不說，僅看我國30個省市的地名，有半數以上是以“水”為標志取名的，如：黑龍江、遼寧（遼河）、上海、江蘇、浙江、江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天津、青海、四川、雲南（滇）、海南、台灣、廣東和廣西，以及香港、澳門，這些歷史悠久的地名，說明我們祖先早有水文化意識和學識。
中國是多江河構成的多元一體的文化
韋：稱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流域是炎黃文化的發祥地，也是這種水文化的體現吧？
黃：是的。這說法是對的，也有不夠全面的地方。中國古時有一個名字叫“九洲”，其內涵是許多江河流域構成的意思。毛澤東詩詞有句：“茫茫九派流中國”，也是這個意思。長久以來，外國人只知中國有黃河、長江。近年外國興起的文化學研究和文化旅遊，也只是知道中國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卻不知道珠江文化，黑龍江文化------等等，這就是對中國文化是多條江河所構成的多元一體文化的事實和特點不夠了解，當然也在於我們中國的學者，較注重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研究和宣傳，對其他江河文化研究和宣傳不力，以致使外國人知之甚少，中國人自己也對此知者不多。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於近年成立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多學科專家研究並弘揚珠江文化。
韋：你們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新發現？
黃：主要是進行一系列學術考察活動。可以說，新的發現不少，而且同時找到許多新的對接點。首先，同發現兩廣之“廣”的所在地（即今廣東封開與廣西梧州交界地帶）相聯系，發現珠江流域有自己的文化史和文化特色，而且這些新發現，比原來人們所知的時間或地點，大大提前或完全改變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在粵北曲江馬壩發現原始人頭蓋骨化石，確認為距今十萬年，被稱為嶺南人類祖先。七十年代末在粵西封開發現兩顆原始人牙齒化石，確認為距今十二萬八千年，這就意味著將珠江文化的發祥史，推前了兩萬八千年。這發現說明珠江文化是源遠流長的，是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第三大河而與黃河、長江的文化有同等地位，並與其對接，有許多對接點或對接途徑的。
韋：對接和對接點、對接途徑是什麼意思呢？
黃：對接這個詞是指事物互相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對接途徑是指事物各有其獨特性，而相互之間又可以有對撞、沖突、溝通、聯接、交流、互補、交融等等密切關系；對接點是指這些關系的某個（或某種）契合點。比如說粵語，是珠江流域一種佔重要地位的方言。經方言專家研究認定，這種方言是來自北方的古漢語與本地百越語言結合的產物，是經過多年南北語言交匯逐步形成的，是迄今保留古漢語成分最多的一種方言（比北方普通話語區的保留成分還多）。
粵語發源於何地？過去一直認為（連方言辭典也這樣寫）發源於廣州和珠江三角洲。近年有語言學家對這傳統說法提出挑戰，根據新的研究提出粵語發源於西江中遊，即古廣信一帶。這新的發現，既佐証了古廣信是來自北方的中原文化與本土的百越文化最早的交匯點之一，又說明了粵語是黃河文化、長江文化與珠江文化在語言上對接的產物，語言是文化交流的一個或一種對接點和對接途徑。文化上的對接途徑和對接點越多，文化的交流就越密切，越豐富多彩；文化研究上發現和把握的對接途徑與對接點越多、越新，研究的領域越廣，其研究項目和成果也越新穎而豐富。中國多江河的多元文化，注定其對接途徑和對接點是豐富多彩的，對其研究的對接途徑和對接點也必然是層出不窮的。
南雄珠璣巷文化的啟示
韋：據報道，美國舊金山的華人和華人學者對你在講學中談廣東南雄珠璣巷文化特有興趣 ，是什麼緣故？
黃：直接的原因是舊金山的華人多是珠璣巷人遷徙海外的後裔，其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海外華人都同大陸的中國人一樣，都有著濃厚的、根深蒂固的、中華民族特有的本根文化意識；同時，這也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黃河文化與珠江文化對接、進而珠江文化與海洋文化對接的一種突出表現。
韋：為何一條小小的古巷有如此意義？
黃：這得從古時說起。嶺南同中原內地有“五嶺”（即：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 ）之隔，南北通道多是在這些嶺的隘口通過，過去因軍事和政治需要，在這些隘口設有關口要塞。在江西與廣東交界處的大庾嶺所設的關口叫梅關。秦代大將梅絹最早在此把守。當時即是南北交通要道。唐代詩人張九齡任宰相時，在此修了關道，可行車馬，更促進了南北交往。離梅關不遠有塊平原，是魚米之鄉，從北方來的移民過梅關後，即在此歇息住下，成了“編戶村中人集處，摩肩道上馬交馳”的繁華集市，被取名為珠璣巷。據史料稱，自唐、宋、元三代數百年間，自中原南下珠璣巷的大規模遷徙行動有三次，較小規模的也有一百多次，從北移來而後又南遷珠江三角洲、港澳，以至美國等海外各地的宗族姓氏有140姓，比《百家姓》還多出40姓。可以說，凡是遷到海外的廣東人，大都是珠璣巷人後裔，據研究家稱，在近百年中國文化史上很有影響的廣東人康有為、樑啟超、孫中山等都是珠璣巷人的後裔。直到現在，珠璣巷仍是姓氏多、海外親屬多的小鎮，可見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是南北往來的樞紐，是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一條重要紐帶。
韋：你是怎樣發現這條古巷的價值的呢？
黃：早在1994年，我剛被聘任為省政府參事不久，有意從廣東的傳統文化聖地去發掘其文化內蘊，為開展珠江文化研究和開展文化旅遊做點文章。我從“文革”時被下放粵北的經歷中，發現了南雄珠璣巷是有重要而豐富歷史文化意義的地方，於是同一班專家前往考察，向當地提出了以珠璣巷聯誼之名，開展尋根文化研究和旅遊活動的建議，得到了當地和國內外著名人士的認同和大力支持。香港的霍英東先生是最突出代表。美國舊金山的華人學者麥禮謙先生也在美國大力宣傳，使華人社會大力支持珠璣巷的活動。所以，我到舊金山講學時，華人學者和各界人士，都熟悉珠璣巷，都有濃厚興趣，其原因也在大家都意識到、注意到珠璣巷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韋：珠璣巷能否稱為一種文化現象？
黃：可以。它主要是珠江文化的一種典型的現象，它體現了珠江文化的交匯性、交融性、移動性、開放性，特別是體現了珠江文化既是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對接和交匯，又與海外文化、海洋文化對接和交匯的特點，這些特點，既意味著珠江文化既與中國的江河文化、水文化的傳統觀念相對接和交匯，又是與西方的海外文化、海洋文化相對接和交匯。這在中國的各條江河流域的文化歷史與內蘊上是很獨特的。這是它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明顯區別之所在。對珠江文化特點的研究和開發，必須充分注意這些特點。近年我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課題，就是由此啟示而引發出來的。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在哪裡？
韋：你是怎樣從珠江文化研究進入“海上絲綢之路”課題的？
黃：首先是因為我發現珠江文化最大特色是它與海洋文化有密切關系，有突出的海洋文化特征。從地理上說，珠江流域的廣東、廣西，以及屬於這水域周邊地區的海南、香港、澳門，海岸線很長，珠江出海口有八個門，還有許多相鄰江河的出海口，與海外聯系密切，海外交通和經濟、文化往來，歷史悠遠。通往外國的交往航線，被外國人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於是我意識到要深入研究珠江文化的歷史和特質，必須深入“海上絲綢之路”課題。
韋：具體是從什麼史料引發的呢？
黃：是在1995年研究“古廣信”文化，發現廣東、廣西之“廣”在封開與梧州之間的時候。有關史料稱：漢武帝在公元前111年統一嶺南，在廣信設立嶺南首府──交趾郡時，即派官員乘船出海，從雷州半島、北部灣到越南（當時稱日南，屬交趾郡），以至印度、緬甸，其中最重要的史籍是班固《漢書•地理志》（粵地）的記載，船“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出航。很明顯，這是漢武帝統一嶺南的一個重大政治、外交和經濟行動，是向海外擴展意向的開端，是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的。但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在向一些歷史學家請教之後，我發現了一些權威而更具說服力的史料，如：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中記：“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裡，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也說：“從中國高州合浦郡徐聞縣（今廣東徐聞縣西）乘船去緬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漢時期已開辟”，“那時，海路交通的重要都會是番禺（即今廣州），船舶的出發點則是合浦郡的徐聞縣。”這些史料充分說明了歷史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在徐聞，而海路交通的都會則是廣州。
韋：據我所知，外國人說起“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都稱是福建的泉州，你則說徐聞，是怎麼回事呢？
黃：福建泉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但不是最早始發巷。外國對它知名的原因，是因為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請了一批世界各國的專家，乘專船到中國、日本考察“海上絲綢之路”。到泉州時，見到該地有許多完整的歷史文物和古跡，尤其是在該地出土的一艘完整的南宋海船，有力地証實了它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的價值，於是便確定將世界性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定在泉州，由此使泉州成為世界知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我前不久到泉州學習考察，當地的學者也承認，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上，主要是從宋代到元代一段百多年的繁榮期（特別是南宋期間，因南宋朝庭在杭州），從全國范圍來說，是不能說是最早始發港的。以史料為據，應當以徐聞、廣州的歷史最早。我看這說法是公允的。
韋：你到過徐聞考察麼？
黃：去過兩次。一次是在去年（2000年夏），第二次在今年春天。兩次都是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和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共同組織的專家考察團，由我率領前往進行學術考察的，參加的有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化學家、考古學家、海洋學家、地理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和作家等等，從現場的地理和出土文物的考察，從有關各種史籍和記載，進行了多學科的論証，最後得出一致的結論：徐聞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之一。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
韋：既然是最早始發港，為何又要稱“之一”呢？
黃：因為在“最早始發港”這概念裡面，有一些不能絕對確定的、甚至可以說是平行的說法。如：前引的《漢書•地理志》記載的出航地點，所列“徐聞、合浦”是並行的，但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稱徐聞當時屬“高州合浦郡”，這說法，即有僅是徐聞的意思；而古時的徐聞，曾設為郡，其郡府所在地曾在今徐聞，後又設於海康（今雷州市），其管轄地帶是整個雷州半島各縣，其間還包括過北部灣一些縣地。特別是整個雷州半島和北部灣沿岸，都有許多可以直接出海的港口。在漢代來說，當時尚未發明船的帆和指南針，只能沿海岸航行，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出海港是老百姓開辟出來的，哪裡方便出海就在哪裡設港口，官方只是在老百姓創開的港口中選擇良港開航，所以很難論斷孰是唯一的“最早”，只能在這地域以都是“最早”視之。
韋：廣州是珠江文化中心，是嶺南最早的歷史文化名城，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是什麼地位？
黃：前列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說它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都會”，不說它是始發港。已故的中山大學徐俊鳴教授在《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中指出：“在秦漢時代，廣州的對外交通已經打通------廣州附近地區發展起來，同時這裡的海上交通和貿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當時由於航海知識和造船技術的限制，廣州未能與海外諸國直接通航，所以漢代以南海出航的地點不在番禺（廣州前身），而在徐聞（漢代郡治，位於雷州半島南端）------晉代以後，廣州已能直航外國，成為通往海外諸國的主要港口了”。這些論述是有道理的。
盡管廣州不是“最早”的直航外國的港口，也不能否認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地位，從出土文物看，廣州與海外交通的歷史是最早的，不會少於三千年，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和古跡，遍布全城；特別是其港口迄今始終未衰，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三千年不衰之港，我們應當很好地重視和亮出這塊光輝文化“品牌”，充分發揮這項“壟斷性”的寶貴文化遺產的作用，包括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和開發上的牽引和幅射作用。
韋：據說廣東省定於今年冬天在湛江市舉行全國性的“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是麼？
黃：是的。還打算在明年舉行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全國性研討會的中心是：“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
韋：中國南方港包括哪些港口？
黃：包括從台灣海峽一直到廣西與越南交界的北部灣沿岸所有港口。其中主要是：泉州、廈門、漳州，台灣各港、汕頭、汕尾、深圳、香港、廣州、澳門、珠海、陽江、湛江、雷州、徐聞、合浦、北海、欽州、防城港等。
韋；這個會對每個港口都論証麼？
黃：難以完全這樣做。只能盡可能請來自各港口的學者對其港口作出論述，然後相互論証；重點是對廣東（尤其是徐聞）港口；同時，也對整個“海上絲綢之路”作出研究論述，並在這命題之下，對南方港進行側重探究。從前面所列的主要港口的位置上看，這些沿著南海海岸的港口，像是一條弧形的珍珠項鏈那樣，是多麼密切地連在一起，鮮艷奪目，蘊藏深厚。其中不是有許多共同點和亮點，值得我們去大力研究和開發麼？
是否還要研究“陸上絲綢之路”？
韋：為何稱“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
黃：“絲綢之路”這個詞，是外國人創造的。在古代，中國是生產絲綢的主要國家。外國人以擁有中國絲綢做的服裝和家庭裝飾為榮，是榮華富貴等級的標志之一。中國與外國貿易也主要是絲綢。所以，外國人稱與中國貿易和交往的交通線為“絲綢之路”。史書記載漢武帝派張騫三次通西域（公元前138年、122年、115年），是中國與塞外往來和貿易的開始，當時的路線是從西安出發，經新疆到巴基斯坦、西亞、中東、及至西歐等地，都是陸路，主要靠駱駝運輸。後來因政治原因，特別是沙漠化的原因，這條路時通時斷。現在著名的敦煌寶藏的古文化遺址，就是這條“絲綢之路”的光輝遺產。為與“海上絲綢之路”區別，故稱這條為“陸上絲綢之路”。
有專家認為：雖然《漢書》記載“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始時間（公元前111年）比張騫通西域的時間遲，實際上開始時間更早。漢武帝在統一嶺南、在古廣信設立交趾部首府時，即派官員出海，顯然也是與他派張騫通西域的目的一樣，是向外擴張和交往，是同樣性質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行動。所以，我們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不應與“陸上絲綢之路”脫離開來，要有自己重點而又聯系著進行，開掘其意義。
韋：怎樣開掘呢？
黃：相對而言，當今學術界對“陸上絲綢之路”研究較多，成果顯著；對“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起步較晚，尚待深入；對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的對比和相互關系研究，尤其是對兩者交接點或連接線的研究，尚是空白狀態。如果將這些尚待深入和尚是空白的課題提到日程上來，組織力量進行研究開發，是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的。
改寫世界文化史、恢復中國本身形象
韋：請您具體說說這些意義好麼？
黃：首先我們要看到在漢武帝時，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同時開拓的歷史事實，固然有漢武帝向外擴張的個人政治野心的因素，但也有其放眼世界的一面，這一面起碼說明了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不是封閉的內陸文化觀念。
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兩千多年，更能說明。
黃：是的。從我國的地理上看，內陸江河星羅棋布，海岸線很長，從東北一直到華南沿海，所有沿海的港口都有悠久的海外交通史，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就是通過“絲綢之路”走向全世界，帶動了世界文明。從秦漢到明清，中間雖有些朝代實行過“海禁”，但總體來說民間與海外的交往是持續不斷的。遺憾的是，我們對此的研究和宣傳太少了。
韋：可能是這個緣故，外國學者稱中國是內陸文化國家，不是海洋國家，所以是保守的，注定落後的。
黃：連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學者黑格爾，也在他的《歷史哲學》中說：“中國並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不影響他們的文化”。這說法顯然是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誤解和偏見。可悲的是外國學者持此說法者不僅黑格爾一人。多年來受殖民主義文化論的影響，西方文化學者、甚至不少中國文化人也仍持類似偏見，將中國的文化史作為西方以海洋文化代表的對立面或對比面視之。要改變這種文化偏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主要在於我們的工作。
韋：怎麼做工作呢？
黃：如果能以我們祖先開拓“絲綢之路”的精神去研究開發“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產和文化精神，不斷創造出新的成果，勢必越來越深刻有力地証實，中國早就是海洋文化大國，是世界海洋國家的一個重要成員，與世界各國共同創造了歷史和現代的文明。同時，將會改寫排除中國於海洋文化大國之外的世界文化史，恢復中國本身的海洋大國形象。
韋：這好像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那樣有意思。
黃：更有意思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將於今年11月正式接納中國為成員國。這意味著中國正式恢復其在國際貿易大家庭中的合法地位。是很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事。然而，如果將這件事與中國三千年的“絲綢之路”的歷史聯系起來，是耐人尋味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世界貿易，中國人早已進行了，而現在才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承認和接納，豈不是太遲了麼？當然，盡管如此，將斷了的歷史（或者說是被誤會了的歷史）重新銜接和恢復，畢竟是好事，而且是功德無量、功蓋千秋的。
附：黃偉宗小檔案：
1935年11月出生於廣西賀州，祖籍廣東肇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廣州市社會科學基金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作家協會評論委員會顧問、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組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批評和文化學的教學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創作方法史》、《創作方法論》、《歐陽山創作論》、《歐陽山評傳》、《新時期文藝論辨》、《文化與文學》、《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當代中國文學》、《文藝辯證學》、《珠江文化論》，散文集《浮生文旅》，主編《珠江文化叢書》（迄今己出版13部）、教材《當代中國文學名篇選讀》、《中華新文學史》（下）、回憶錄《英州夜話––知名文化人在英德五七幹校的日子》、論文集《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等。
（本文刊載《中國評論》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