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多方因素發生作用的宏觀經濟格局面前，中央政府應以何種調控手段，已成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
中評社香港6月1日電／2006年來的中國經濟，冷熱難判，一面是“高增長、低通脹”顯示的宏觀形勢向好，一面是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上昇對實體經濟産生的壓力無法釋放；一面是包括股市房市在內的資産價格全面重估，一面是消費增長乏力內需依然不振。
上海證券報文章稱, 在多方因素發生作用的宏觀經濟格局面前，中央政府應以何種調控手段扶正祛邪，協調短期目標與長期規劃，保持經濟良性運行同時避免重蹈某些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泡沫—衰退覆轍，已成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單靠中國調整控制不住
國家發改委下設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此前提出，流動性過剩問題不是中國一國之內的問題，這有待于相關國家和經濟體之間加强政策協調。全球化時代，國內問題必須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這個觀點和摩根斯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不謀而合，後者在5月初的一份宏觀經濟報告中提出，七大工業國(G7)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識到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亞洲(特別是中國)也正在力圖向以消費爲主導的增長模式轉變。
就國內而言，祝寶良認爲短期而言應適當加快人民幣昇值以緩解央行結匯壓力，及與此相關的貨幣過剩，但長期而言，爲擴大內需應及時調整財政政策，實行區域化的差异政策，繼續加大落後地區的基建和公共服務投入力度。
利用外資政策急待調整
目前的宏觀調控應該如何入手，全國人大財經委經濟室副主任李命志認爲短期還是要解决外匯佔款過高的問題。而目前的手段祗能是加大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進行對沖。
不過他認爲，隨著央行票據發行規模的擴大，以及隨著今年大量央行票據的到期，央行票據發行的成本也在不斷上昇。這一措施的難度也在不斷加大。
從長期來看，這位財經委官員認爲，國家應對利用外資的政策進行調整，幷促成進出口結構的改善。事實上，考察中國1000多億是外貿盈余，大部分都是來自外資企業。而這些又集中于加工貿易。真正的一般貿易項下，是沒有多少盈余的。
李命志舉例說，韓國三星把研發完全放在本國，天津則是其全球最大的生産基地。在天津，三星甚至不建廠房，而是租用。“對於這樣的一種外商投資，我們實際上不用給它那麽大的優惠政策。否則的話，國內的企業技術不如人家，優惠政策又比人家少，國內的企業怎麽能發展起來呢？”
“利用外資政策必須在中央層面進行改革。外匯不平衡的問題，地方政府是沒有感受的。”李命志稱，目前地方政府多將外資的引進力度作爲業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靠壓低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來吸引外資。中央應對此明確下文禁止。
他提到，目前中國的銀行業改革，以及股權分置改革正在創造國內資金合理流動的條件，國內的儲蓄率這麽高，如果不能引進技術，引進外資的價值已經不大了。
李命志透露，目前全國人大正在大力推進企業所得稅的“兩稅合一”，使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相關法規預計在年底前出台。
“我個人以爲，祗有這樣，我們的外貿結構才會逐漸改善，外貿順差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人民幣昇值的壓力才會逐漸减小。”
財政政策仍需行政手段護航
“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土地出讓、環保、農民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根本無力，惟有依靠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
“財政政策和行政措施幷行，是當前宏觀調控的側重點。”5月22日，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趙慶明博士表示，運用加息、人民幣昇值等貨幣政策固然會對宏觀經濟産生一定效果，但要真正達到調控目的，仍需結合行政手段。
“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很好，經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還是國內消費不足。”趙慶明認爲，當前經濟領域資産價格普遍上揚現象，有的屬於正常，有的則屬泡沫。股票市場的恢復性成長引發的財富效應有利於促進居民消費，適合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而房地産價格上漲幷非供求市場的真實反映。
“在這種情况下，加息這種貨幣工具的兩面性值得决策者慎重。”趙慶明認爲，加息幷非解决當前經濟問題的良策，因爲它在抑制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的同時，也會抑制消費。而事實上，與固定資産投資相比，居民對利率政策則更敏感些。自2004年10月調息以來，中國銀行的消費信貸增長明顯放緩便是先例。
很多人冀望通過人民幣昇值來解决貿易順差問題。趙慶明對此幷不認同，“國內相對的成本優勢才是造成當前持續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
趙慶明調研發現，除衆所週知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外，中國的土地(地租)、水、電、運、稅、環境等都是廉價的。特別是對於外商投資企業，土地幾乎奉送，環境污染多不治理，稅收則在“三减兩免”後仍給予優惠。
在這種情况下，單靠人民幣昇值根本無濟于事，甚至會使情况更糟。“例如有些外向型企業爲了轉嫁人民幣昇值的成本，延長農民工勞動時間、拖延支付工資等。”趙慶明認爲，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需使貨幣政策與行政手段幷行。
這一提法基於當前投資高速增長大部分由於地方政府投資增長過快，資金來自財政預算的事實。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國財政收支相抵累計盈余達3008億元，又給財政政策留下較大操作空間。因此，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土地出讓、環保、農民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根本無力，惟有依靠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趙慶明說。
政府應專注于公共品提供
“現在許多地方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爲‘村容村貌’建設，這是不對的。”作爲不遺餘力唱多“新農村”的經濟學者之一，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對“新農村”的口號化、形式化極爲警惕。他認爲，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在於切實提高農民收入，因此，政府應加大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促進農業商業化，提高農村消費水平。
5月22日，湯敏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前應對重點領域投資出台具體控制措施，同時大力推進金融改革，對急需發展的領域以及就業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進行重點扶持。“尤其是要加强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扶持。”
同時，湯敏强調，政府應該從生産性領域退出，專注于公共産品的提供。要大力推行“公共財政”，規範政府支出，把重點放在教育、衛生、中小企業扶持等領域。“即便是後者，能够交給民間做的，像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電廠、污水處理廠等，政府也應退出。”
資金使用效率待提高
當前資産價格全面上漲，源于流動性過剩？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國剛幷不這樣認爲。從銀行目前較高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看，銀行體系的確出現資金相對過剩狀况。“但這些錢躺在央行的帳戶上，幷沒有被使用，跟石油、黃金、股票的價格上漲幷無直接關係。”
王國剛表示，銀行體系內資金相對過剩，很大程度上是監管部門加强監管、銀行調整資産負債結構的結果。因此，提高貸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做法均不能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金融問題不要簡單用貨幣說事。”王國剛說，中國金融機構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一方面銀行體系內資金相對過剩，另一方面，許多需要資金的地方得不到資金，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所以我們要把目標轉移到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方面來，加快金融業的改革。”
資産高增長暗藏崩盤風險
資産市場價格增長過快，可能把整個金融體系拖下水。這不是危言聳聽，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對當前宏觀經濟提出警示：“目前的高增長蘊藏著房地産等資産市場崩盤的風險，可能導致宏觀經濟出軌。”
梅新育認爲，短期可依靠行政措施在內的各種方式遏制投資和房地産價格的失控增長；從長計，則需靠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及重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進一步提高內需增長速度。
對目前中國高出口、高投資的現狀，梅新育表示，中短期內，這一形勢尚無法改變。
據悉，目前中國主要貿易國經濟形勢良好。一季度，美國GDP增幅折合年率爲5.3%；在官方公佈的5月份日本經濟報告中，日本財政大臣與謝野馨連續第3個月對經濟景氣基調作出“經濟正在恢復”的判斷，聲稱“日本經濟的基礎非常堅實，目前看不到悲觀的因素”。
“在這種現實情况下，中國出口將很難减少，强行减少也沒有好處。”不過，梅新育表示，2007、2008年美國經濟未必還會有當前這樣好的表現。在外需降溫的情况下，中國國內消費需求能否提昇對宏觀經濟而言，至關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