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8日電／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决。中國經濟時報文章稱,有人認爲，解决的辦法是退回到計劃經濟年代，實行平均主義分配。但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發展市場經濟、多種經濟成分等這條路是走定了。不想走也得走。
一、對工資分配改革的成效必須充分肯定
工資分配與國民收入分配是兩個範圍不同的分配，遵循的原則也不盡相同。嚴格地說，工資分配改革祗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在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下，二者又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爲在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實現了公有制的一統天下，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國民收入也基本上實現了統收統支。公有制所遵循的分配原則從理論上說是按勞分配，國有部分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農村集體實行的是工分制。
這種分配表面上說似乎很合理，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實際情况怎麽樣呢？實際上城市國有企業（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和城市集體）是大鍋飯、鐵飯碗，多年不調整一次工資，用群衆的話說就是“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用學者的話說就是平均主義分配。而在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人民公社實行的是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即使後來變成工分制，也不過是干一天頂多賺一毛多錢，差別祗是在男勞力、女勞力的分值上。大寨就是這樣。這樣一種分配能促進生産嗎？當然不能。
文章認爲,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從收入分配入手的。這是薛暮橋的看法，實際情况也是這樣。例如農村是從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否定人民公社開始的。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所遵循的原則是“交够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這一改，就把農民從事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很快解决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城市呢？則通過打破大鍋飯、鐵飯碗，推行計件工資、獎金制、浮動工資制，以及允許勞動力流動，發展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發展非公有制，發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精簡職工，兼幷破産，允許人們入股分紅、自辦企業等等，也使分配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工資制度改革就已經解决了“低水平”的問題。從而使中國城鄉人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生活明顯改善。大家都不同程度地獲得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
不僅如此。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我們不僅解决了平均主義、工資水平過低的問題，而且隨著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調動了各種人的積極性，中國還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階層，如企業家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私營業主階層，等等。
這些成績，都必須充分肯定。
二、對收入分配上出現的問題要實事求是地分析
當我們在肯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別是工資制度改革的成效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出現的問題，而且問題還不少。對這些問題，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採取正確的態度對待。
收入分配方面出現了什麽問題呢？
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了。無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産業部門之間，以至消費者個人之間，都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化趨勢，引起了分配不公。特別是在農村，還有幾千萬人連溫飽都沒有解决。城市下崗職工收入也很低。對這些問題該怎麽看？文章的看法是，在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勢下，出現收入差距擴大是必然的，但過分的擴大化就不好了。先富後富是要允許的，但出現了兩極分化就背離了共同富裕的目標了。
其次是在工資制度改革方面。由於企業實行自負盈虧，財政分灶吃飯，其收入分配要同收益相聯繫，不同勞動者的收入發生差別自然是要允許的，但是相同條件、職務、級別，以至貢獻大小差不多的勞動者之間收入差別過大，就不合理了。例如中央機關與廣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間，以及中央機關不同部門的職工、公務員、離退休幹部之間，公有制企業之間，其工資待遇如果差別祗有幾百元、上千元，都還是可以接受的，但差別千元以上、幾千元、上萬元，就應視爲不合理的了。因爲這些分配的前提都是公有制，公有制內部職工都是對國家建設做出過貢獻的。
再次是市場經濟下，由於出現了多種經濟成分，出現了各種生産要素都要參與收入分配，特別是資本、技術、知識、經營管理等都要按其貢獻參與分配，因而人們的收入分配確實是多樣化了，對這些不同成員、身份的人，獲得高低不等的收入，也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如果差距過大，達到了百倍、千倍、萬倍以上，也就很難說是合理的了。
這裡的關鍵在於收入的合法與非法，透明的還是不透明的。我們不能否認，在新形勢下，出現大量的貪污、盜竊、買官賣官、官商勾結、走私等腐敗現象而引起的黑色收入、違法收入。但這能肯定嗎？不僅不能肯定，而且要堅决打擊和取締。群衆最反感的正是這種收入。
三、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來解决
文章提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决。因爲改革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嚮，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鑒於收入分配是人們較爲關心的一個大問題，關係到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關係到如何調動廣大幹部和群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問題，關係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方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提上議程。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會議確定的精神是，在堅持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意社會公平，合理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具體要求是，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文章說,中央這些精神要通過各地區、各部門以至企業、單位等的具體方案、部署才能得到落實。而且即使落實了，也還祗能做到“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不可能很快做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因爲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這一步，已經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權力主體、利益主體、既得利益者。自從財政分灶吃飯和國稅地稅分開以後，地方也是利益主體。要深化改革、特別是分配制度改革，難免要觸動各個權力主體的利益。遇到阻力，能不能把中央的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都是很難預料的。至少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
文章舉三個實例，一是進一步改革工資制度問題，二是打破行政壟斷問題，三是取締非法收入問題。幷認爲這三個問題都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問題，解决起來是很不容易的。
工資制度改革。必須解决不同地區、部門，企業職工、特別是下崗職工、離退休幹部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而解决這個問題，必然要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革，甚至難免會涉及到財政多拿錢。但不解决這個問題，深化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就是一句空話。
打破行政壟斷。這同職工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也有關係。據報道，在收入分配上，中國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高、增長快的問題比較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等行業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可見不打破壟斷，不僅不利于開展平等競爭，促進技術創新，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結構也是做不到的。但打破壟斷容易嗎？最近國務院已原則通過了“反壟斷法草案”，打算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但是又有報道說，“不排除在審議時分歧太大而再次拖延出台的可能。”可見即使這樣一項改革，也是有壓力和阻力的。
至於取締非法收入問題，這是誰都贊成的。取締非法收入主要是根絕腐敗。但是這種收入能取締的了嗎？不進行更深入的體制改革、加强各種監督力度、以及收入分配明朗化、包括政府官員要公佈自己的收入和財産，等等，很可能就是說說而已。
文章最後指出,從長遠的觀點看，這些問題總歸是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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