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0日電／如果哪一天，政府頒佈法令，說你家種的蘿蔔，可以取代人民幣在國內流通，那你可能會樂得背過氣去。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京文章說,在國際上，雖然主權國家一般都發行自己的貨幣，但大多數國家，貨幣一出國，就無异於一堆廢紙，祗有少數貨幣，最終成了炙手可熱的“金蘿蔔”，爲其它國家爭相追逐，能够在國際市場計價、流通。
其奧秘就在於，後者實現了與其它通貨的自由兌換。
文章表示,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國家，祗要是頂門立戶過日子，總會有些國際往來；不管這種往來是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還是其它方面的，一般來說，有往來就會有國家間的支付，有支付就會有貨幣間的兌換。
完全不兌換的貨幣，在歷史上或許存在過，現在雖不能斷言沒有，但肯定是不多見。更常見的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一規定，貿易收支，都要記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底下，因此所謂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主要是指貿易用匯，兌換起來沒有限制。
貨幣兌換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兌換。即不僅放開了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如國際借款、投資等）下的貨幣匯兌，同樣是自由的。實際上，這相當于取消了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實現了資本項目的自由化。
文章認爲,這種貨幣兌換，說起來好象挺複雜，其實跟農民進城的道理差不多。不可兌換相當于以前我們凍結戶口，禁止農民流動；而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則類似于現行的政策，允許農民進城，但要問清情况，區別對待：如果是探親訪友，或者求學深造，當然沒什麽問題；要是進城務工，就要受些限制了，有時甚至干脆把你當成“盲流”，送回老家；而完全可兌換呢，則代表著戶籍改革的方向——取消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界限，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城了住久了，可以搬到鄉下，鄉下待厭了，可以搬到城裡，隨便去什麽地方，都可以落戶安家。
事情往往就是這麽邪門，越是經濟困難，你給人打張借條，人家越不放心，即使他不等著用錢，也天天追著你討債。反過來，如果你財大氣粗，可以隨時兌現，別人倒不那麽著急了。對一個國家來說，又未嘗不是這樣。當國弱民貧，缺少外匯，因而不得不對貨幣匯兌加以限制時，各國却不買賬，偶爾持有一點本幣，還避之不及，唯恐砸在手里。但當這個國家“發達”了，有能力承諾說：把本幣拿來，我隨時給你兌換，換成哪種通貨，任你挑，任你選，這個時候，原來的“醜小鴨”，就搖身變成“小天鵝”。這個國家的貨幣，也就身價倍增，人見人愛，各國都願意持有，成了國際貨幣。祗要把印鈔機開動起來，在紙片上印幾個阿拉伯數字，就可以拿到國際市場上去買東西了。
自由兌換既然好處多多，所以近20多年來， 人民幣也在不斷向國際化靠攏。1980年，中國恢復了在IMF的合法席位，當時我們的外匯一直比較少，政府管得比較緊，因而採用IMF協定的第十四條款。這是一個過渡性安排，允許我們保留以往的匯兌限制。1994年是個里程碑。這一年，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國際收支情况大爲改善，於是便不失時機地加快了匯兌自由化的步伐，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所有匯兌限制。
在此之後，不少人被外匯體制改革的成功喜悅所鼓舞，建議儘早放開資本項目，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驚雷乍起，把人們嚇出一身冷汗，也暫時擱置了這個話題。直到最近，人民幣自由兌換再一次成爲公衆關注的熱點。文章指出,實現自由兌換，應該具備些什麽條件呢？在這個問題上，雖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是有共識的。
首先是自由的匯率。取消了匯兌限制，也就意味著匯率决定的市場化。1994年以後，人民幣匯率的確是以市場供求爲基礎的，但政府仍然放不下心，松不開手，擔負著過多的管理責任。所以很多人講，人民幣匯率穩得有點過頭，跟經濟走勢不吻合。說到底，匯率體現的是貨幣之間的供求關係，資本項目放開以後，匯率的定位，就要到世界市場上去考慮了。因此，一旦實行自由結匯，就得允許匯率充分浮動。
其次是較强的經濟實力。看眼前，就是外匯儲備要充足，能對付一些意想不到的沖擊。這就象居家過日子，手頭得有點錢，萬一遇上三灾八難，能拿得出來。但有一點，若是國內經濟搞不好，競爭力上不去，不管有多少儲備，可都是枉然，都會坐吃山空。反過來，如果國內經濟蒸蒸日上，産品、技術國際領先，那麽，其他國家要跟我們把生意做好，把關係搞好，就得考慮儲備人民幣了。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自由兌換其實就不會有什麽壓力。
最後是高水平的監管。畢竟，國際市場是大風浪，不比我們現在，可以偏安一隅。前面有車，後邊有轍，把資本項目放開了，如果監管跟不上，出現前幾年像東南亞那樣的灾難性後果，也未爲可知。
文章强調,中國加入WTO的過渡期即將到點，人民幣自由兌換是大勢所趨，回避不了，也不應回避。但真要邁這一步，也非同小可，不能不思前想後，掂量再三。因此，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審慎。看來，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在提昇綜合國力與完善監管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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