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重商主義,人們立即會想到300多年前的兩位代表性人物:英國的托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被認爲是重商主義的"聖經")和法國的德·孟克萊田(1575~1622,代表作《獻給國王和王後陛下的政治經濟學》被認爲是政治經濟學之嚆矢)。兩位的基本觀點是:國家的繁榮依賴于資本供給,經由商業(對外貿易)增加國家財富是最佳途徑；必須通過國家保護擴大對外貿易,以獲得外國貨幣發展本國經濟。
其實在中國,也有很古老且影響至今的重商主義。"富國强兵"的提法人們耳熟能詳,完整表述是"通貨積財,富國强兵",這是中國最早的重商主義者管仲提出的思想,其核心是加强國家(君主)對工商業的管制直至官營商業,以"利出一孔"。此後,"强本抑末"與"重商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就一直是一對非常奇特的孿生兄弟:
------一方面,中國"千年都行秦政策",而秦始皇全面推行"上農除末"之政,宣稱"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七科謫戍條例中,有四種人是商人及商人後代,其祖、父輩是商人的,兒、孫輩即使不是商人也得充軍、服苦役。漢代禁商,以晁錯"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論貴粟疏》)之論爲代表,强調全面加大禁商力度,禁商由是制度化。先是"禁榷",即實行官府專賣制度；後有"土貢",即地方必須向朝廷進貢；再行"官工",即政府自設作坊或工廠。此三者不僅在流通、生産和經營上中斷了産品的商品化、大大窒息了社會工商業的發展。所以,傳統中國商業,始終是畸形發展的,沒有系統的商業理論,更沒有創新機制,這也是許多現代商業制度要靠引進、而不能從我們固有文化傳統中發展出來的原因。更不要說在觀念、作風和組織(歷代王朝的"工部"就是專司"禁榷""土貢""官工"之職的政府機關)上舉凡"無商不奸"、官商作風、"跑部錢進"、行政壟斷等等,遺毒至今。
------另一方面,唐、宋、明、清的商業又頗爲"發達"。最早的"紙幣"即"交子"就出現在宋代,《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汴京勝景,依當時開封幷非製造業之地即有如是繁盛,則可推想南方大城市當更勝一籌,以致一些西洋和東洋學者會有此時中國已有"商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的推斷。但細究起來,却如黃仁宇所言:西方的商業革命影響到很多公衆組織,法律系統此後即以商業習慣爲依歸,而中國近代史初期幷未有這種體制上的改變；宋代中國之商業幷不能産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爲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祗是使一個碩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適……今日中國之重商主義傳統,也許與此不無干系。
直至現今,我們的對外貿易、招商引資、對外開放、放開搞活、GDP拜物教,也都凸現出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近30年來,我們把貨幣本身當作財富來追求,對外貿易連年出超,外匯存底不斷攀昇,富豪榜單歲歲刷新,銀行存差天天見漲,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內心欲求步步企高……重商主義確實讓我們國家富裕了。但是,巨額順差的背後是無數的貿易糾紛；近萬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帶來了沉重的通脹壓力；28萬億的儲蓄存款更多是富人有錢存窮人不敢花；超過三萬億的財政收入罩不住社會保障的缺口；"沒有錢萬萬不能"的流感使得人們已經不屑于兢兢業業；先富的光環投下的却是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的陰影……正是這一切的叠加,導致21世紀伊始中國便遭遇了一個"困局"------糧食减産,農民增收乏力,城鄉差距擴大,社會裂痕加劇,教育、衛生成爲大問題,不穩定因素急昇,群體性事件不斷……在在都危及中國社會的和諧和發展。
所以,在時隔18年幷經歷了十三四年的曲折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發佈了三個一號文件:2004年的一號文件重點是解决農民貧苦、農村貧困、農業貧弱的"三農問題",强調要减輕農民負擔爲農民增收創造條件。2005年的一號文件核心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方略,堅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强調對"三農問題"治本。2006年一號文件核心是變"少取"爲"多予",加强農村公共建設,切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現代化。
連續三年的"一號文件"充分表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走上了一條持續昇溫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農政治"之路------我稱之爲中國的"新重農主義"。這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與"構建和諧社會"、"自主創新"等具有同等重要內涵的時代理念。
今日中國的"新重農主義",實在是經年累月的"三農"難題沉屙聚積的嚴重性、緊迫性使然。所以,提出相關方略和政策措施,讓農民享受國民待遇,切實解决比如人到哪去、錢從哪來、農民需要什麽樣的土地制度、鄉村治理模式如何構建、使農民有利益表達管道和政治參與機制、新農村建設如何杜絕形式主義花架子……等諸多問題,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主題,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題。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周興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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