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4日電／近日，浙商大會暨浙商論壇、首届浙商投資博覽會在杭州召開。中國經營報文章稱,以地域性商人群體作爲會議的興奮點，確實十分罕見，但這也讓人們得到再一次仔細地觀察浙江模式、尤其是浙江商人群體特徵的機會。
文章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增長，但偉大的企業家却似乎是空白。深入分析會發現，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主流經濟增長模式是政績驅動、官員主導、投資帶動，其實是一種尋租經濟。壟斷企業自然不用說，即便是那些跨國公司，其業績中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政府所設立的“租”：免費的土地，异常低的勞動力價格，幾乎由存款人倒貼錢的信貸，還有政府的牌照，所有這些，轉手倒賣傻子都可賺錢。
文章認爲,在這樣的政經環境中，可以催生經濟奇迹，但難有成功的企業，自然也難有成功的企業家。越是在所謂的高端行業，在政府大力鼓勵發展的那些行業，尋租的成分就越大，越沒有可能形成企業家。在這些部門，企業成功靠的是權力，企業高管們的主要智慧似乎就在於，知道如何與政府打交道。
但有一個异數，那就是浙江的市場經濟，尤其是溫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經濟部門。在這些地方，驅動經濟增長的是經濟學教科書所列的那些正宗因素：企業家精神，知識的增長與傳播，分工的細化、深化。
文章探討了浙江私人企業和企業家成長的四個基礎性制度:
其一，發達的民間金融體系，即歷史悠久的“合會”制度。自私人經濟在中國再度出現以來，就始終面臨資金瓶頸，且在現有金融體系及監管制度下，也不大可能有解决之道。但浙江商人却例外地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傳統的合會制度。研究表明，上個世紀50~7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合會爲企業提供了大約一半金融資源。對於浙江私人企業來說，合會的價值更爲寶貴。
由於正規法律幷不承認合會，司法機構也不爲合會參加者提供司法救濟，因而，合會的運轉完全依賴合會的自我治理機制。其他地方也有合會制度，比如福建，但這些地方多次爆出倒會事件，而浙江却幾乎沒有。由此或可推論，浙江商人所生存的社會之道德，還維持在較高水準；而其自我治理技藝，也冠絕群倫。這也正是浙江私人企業成功的第二、第三項基礎性制度。
文章認爲,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幷不是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種逐利動機，而是道德、宗教所提供的基本規則。若沒有這些規則約束，則個人的逐利活動祗能導向每個人對所有人開戰的叢林狀態。浙江自宋明以來即爲華夏文化中心，豐富的哲學與宗教教化，讓社會形成了健全的價值觀念。此種觀念成爲市場體系的道德基礎。
在這樣的文化道德環境下，今日浙江企業的商人自治，也是最爲成功的。比如，參加本次浙商大會的，就有全國各地浙江企業聯合會(商會)及溫州商會、台州商會等等。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繁多而且有效的商人自治組織——這倒不奇怪，壟斷企業和尋租型企業均依附于政府，談何自治！
文章稱,自治和道德形成了浙江商人成功的第四項基礎制度——自發的商業規則。商人自治則可逐漸積纍形成內部規則，幷擁有一套執行機制。這是一種處於雛形狀態的“商人法”，真正約束浙江商人的，恐怕正是這樣的“法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