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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印製的唯一的三元面額紙幣已經絕版。 |
中評社香港6月7日電／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貨幣的印製從來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會讓別國來插手。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卻曾請蘇聯幫助印製第二套人民幣中三種面額最大的紙幣。近日又一批向公眾開放的中國外交檔案，揭開了半個世紀前的這一絕密內幕。
新民晚報報道，解密外交檔案中有兩件題為“中國請蘇聯代印新人民幣問題”，其中一件長達87頁，囊括了絕大部分當時中蘇雙方的相關談話記錄、來往函件、電文稿、合同文本等。不過雙方最初接洽的記錄並未公開。看來，中蘇關係史上曾經的重要一頁，目前還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中國的第一套人民幣僅流通了三年零四個月，但解密檔案顯示，發行新人民幣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親赴莫斯科，於4月6日與蘇聯方面談妥了代印人民幣的意向。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印製局賀曉初副局長和陳邦達等人留在莫斯科，與蘇方接洽具體技術問題。
事項簽訂合同。到1957年最後一批十元券運抵滿洲里，整個代印人民幣的工作持續了五年。
參與處理相關事務的人員，中方還有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代辦戈寶權、溫寧等。大部分談話地點是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裏。中國駐蘇使館向國內彙報：“有關印鈔的原則性問題，俱由蘇財政部長茲維列夫解決。有關技術性的事項，俱由蘇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決。”
中蘇雙方的商談和有關事項的簽約，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了全過程。檔案記載：“張大使(向蘇財政部長)申明：系受總理委託而來。”“茲維列夫說：我們將周總理最近電報研究後認為……”“葉季壯說：我在離北京之前，周總理告訴我要改變印刷計畫。”等等。有的電報稿上更簽有“周恩來”三個大字。
1952年9月22日，張聞天對茲維列夫曾作過這樣的說明：“由於中國近年來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及今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不久將實行貨幣改革。由於新的人民幣的比值，一元將值舊人民幣一萬元，故提高新幣品質，防止造假，極為重要。”
張聞天稱：“特別由於我東南邊疆，臺灣的蔣匪及美帝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防假要求更為重要。蘇聯技術及印製條件都比 我們高明，我們要求將使用於盧布上的奇異技術用於我國新幣上。……要像盧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紋那樣好。”
當時是解放前期，連續多年惡性通貨膨脹遺留的影響還在，第一套人民幣的面額較大(最大為50000元)，單位價值較低。而且，這套人民幣是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印製的，紙張品質較差，券別種類繁多(共12種面額62種版別)，文字說明單一，票面破損較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健全貨幣制度，中國政府作出了改革幣制的決定，但受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只好請蘇聯幫忙。
中方人員在與蘇方的一次次商談中，一直對新幣的防偽處理提出很高要求。蘇方最早的印樣送來時，張聞天大使從用紙、幣面網底、變點花紋到暗花等各個方面，都要求蘇方“還要精緻複雜”。
對於中國政府提出這樣的請求，蘇聯的態度很積極。參與商談此事的所有蘇方人員，沒有任何推辭或講條件的表示，有關談話全部集中在解決具體技術問題上。對各種票面的數量、印製要求、交貨期限等問題，雙方往往很快就達成一致。
最初，中國政府向蘇方提出的印製票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總金額四十億元；但七個月後，周恩來親自簽發電報，通知蘇方改變印製方案，提出“採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對此，茲維列夫表示，過去訂貨票額大，總金額小，現在票面額改小，總金額反而加大到45億，因此增加的印鈔工作相當於原計劃的三倍，而交貨時間反而縮短，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對此解釋說：“我們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慮過……現在改變的計畫勢在必行，仍望蘇方多多幫忙。”他說，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億改成45億，是因為過去計畫少了。
葉季壯還與蘇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動，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茲維列夫回答，“過去做的版全已無用，都須重新做版。(可)將原拾元券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五元券的，五元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三元的。”他還提出，印刷時用一種紙即可，不必用兩種紙。
中國國內為這套人民幣的印製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檔案詳細記載了中國送去的物品清單，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
1年半後，印製方案又有變動。1954年4月12日，張大使向蘇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口頭請求，並初步商定於1956年內全部交齊。茲維列夫要求，為保證交貨時間，“這個新增的十元稿樣送來越早越好。”中方答應，當年第三季度送交蘇方。
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除與蘇方再次確認新印十元券外，還解釋：“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後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這個照會還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數“二十億元，計四億張”。
最終，十元券的版樣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中國使館向已幾次催促的蘇方解釋說：“中經數次修改”，“因圖案由原來的工農兵圖改設計為工農圖案，重新設計、審批、繪製、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現在。”
蘇方代印的人民幣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億張三元券還應中方要求提前了四個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一次次從莫斯科開出，前往滿洲里。貨物品名被寫成“技術裝備”，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為滿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車輛嚴加警衛，護送至我月臺。”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
每批次人民幣啟運前，蘇方都詳細提供裝箱數、總重量、箱子規格體積等，讓中國國內作好接運準備。1953年9月底，當首批三元券即將啟運時，蘇方特別提醒：“希望中方多準備誠實可靠的接受人員及警衛人員以及搬運工人。但對(他們)應嚴守秘密，不能講出箱中所遞為何物。”
為慎重起見，交貨俱在白天進行，以免意外。“接運”車輛應選最好者，不能有裂縫及漏水口，車廂兩端應有小平臺，供警衛人員站立之用。“在中國境內運送時，切勿洩露蘇聯財政部或國家銀行字樣。”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蘇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人民幣九批次。南漢宸行長曾就交接工作親筆給張大使去絕密函，將交接工作的所有細節一一列出。如“爭取一天交貨完畢；十人同時開啟十個車廂，上午十個，下午十個；箱外編號必須銜接”，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