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中央政府爲了穩定宏觀經濟而首次召開了最高規格的“電話會議”，要求所有省市的一、二把手必須到場參加這個會議。頓時，一直在學界和媒體上討論熱烈的投資膨脹問題的嚴重性和嚴肅性被提昇了。外界很容易就知道，電話會議無疑針對著地方政府和它們持續高漲的投資規模，這樣性質的電話會議也毫無疑問會給地方官員帶來明顯的政治壓力。該怎麽理解這次電話會議？它會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最直接的治理危機的信號嗎？
也許問題還不至於如此嚴重。但我在蘇南的兩天却讓我不得不關注了另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我們的全國固定資産投資的規模數據？從蘇南的那幾位地方官員的口中我能感覺到，地方政府存在著的一個基本的疑慮或尷尬：中央政府掌握的固定資産投資的數據是否足以對宏觀經濟的過熱與否做出可信的判斷？其實，從上一次情况來看，固定資産投資規模的數據似乎幷不完全獲得地方政府的認同，但問題是，這個數據又都來自地方。假如連地方政府都不太認可這個投資規模的數據，那麽真正的危機就不是治理危機，而該是統計置信的危機了。
關於中國的總量統計數據是否失真，早已不是一個新話題。但是過去十多年來，人們關注的統計誤差問題還主要集中在GDP及其增長率的這個數字上，對其它統計指標的關注和議論嫌少。去年底，國家統計局初步公開了2005年全國經濟普查的結果，它提醒我們，中國的GDP數據可能近10年來被低估了。2004年的GDP數據被上調了17%。因爲GDP的數據被低估了，那麽衡量經濟穩健程度的一些重要指標，特別是那些以GDP爲分母的指標自然就被誇大了。這意味著投資率以及服務業的比重等指標就需要進行比較大的修正。如果按照調整的GDP數據來計算，中國2005年的投資率就約爲40%多一點而不是50%的水平。
在中國，固定資産投資規模以及投資的增長率歷來成爲我們估計經濟過熱的最主要指標。它的統計口徑和範圍是否合理，數據是否真實，當然就格外重要。但是我們對這項統計數據的研究和討論却出奇的少。三年前，發生在經濟學家內部的那一次對經濟過熱的判斷分歧就提醒了我們，投資規模等統計數據可能存在過大的偏誤。否則，投資規模這般地增長下去，我們的經濟豈不很快崩潰？哪有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之理？在這之後，我們沒有特別認真對待投資規模本身的這個統計問題。這些年來在公開場合也少有經濟學家對投資規模等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和合理性提出質疑。
那麽，是否有理由懷疑中國的固定資産投資數據有被嚴重高估的可能呢？從一般的經驗而言，固定資産投資相對於GDP的規模很少會在40%以上。在戰後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里，祗有新加坡的投資規模達到過這個40%的水平，但新加坡的經濟學家前兩年發表研究論文發現，新加坡曾經達到這麽高的投資率主要是因爲房屋建設時期的投資規模造成的，製造業領域的投資規模和其他工業化經濟相比仍然是比較合理的。中國的投資率這些年來持續提高，在上世紀90年代末突破40%之後去年很快達到50%的水平。有經濟學家說過，這個比重還會上昇，甚至會超過70%。這樣的判斷依靠了什麽理論，我不得而知。但我確信沒有理論讓我相信這個趨勢會發生，也沒有理論可以解釋這個比重持續上昇的可能性。相反，對任何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可以相信投資需求的投資可以持續保持GDP增長率的3倍甚至更多，如果可以相信GDP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用於固定資産投資的話，崩潰的如果不是這個經濟，那一定是這個經濟學家自己。
幸運的是，經濟學家不會崩潰。需要的是冷靜的分析與研究。瑞銀華寶(UBS)亞洲研究部的經濟學家安德森博士曾經發表文章稱，投資額被高估是比較有中國特色的現象。我想他是對的。與GDP的統計不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們的政府對那些創造GDP的經濟活動的掌控範圍的確很有限，雖會有誇大的可能，但一定會遺漏，而對投融資金額數字的來源渠道和追踪則非常全面。各級地方政府手上掌控著對投融資的全面數據，在層層上報時不會遺漏，祗會誇大。因爲從政治上來說，投資規模總是度量GDP和政績的重要標尺，投資額的數據被高估也就在所難免。
除了存在誇大高估的趨勢之外，中國的固定資産投資還有別的統計上的問題。坦率地說，中國的固定資産投資的統計口徑和範圍過於寬廣，過於複雜。很難想象地方政府在收集和加總投資規模的數據上能够把握分寸，做到準確和合理。混淆投資和消費是十分容易的，哪些不應該計算在固定資産投資的當年數據中？哪些要算進來？在房地産開發投資的領域，土地開發的費用如何估計和計算？是否應該把購置土地的費用計算進來？等等，這些問題在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那裡很難做到概念清楚和統計準確。很大一部分所謂的固定資産投資往往是用“交易額”數據而不是投資額數據來估計的。而且，在地方政府那裡，固定資産投資的統計是依賴項目的計劃數來粗略推算，不可能等到實際發生額出來之後再去統計。
當然不能忽視的還有一個價格變化的因素。我曾在美國《亞洲經濟學雜誌》上發表論文提及過此因素：如果我們能够很好地扣除投資品的價格變化因素，中國的投資規模佔GDP的實際比重的變化就溫和得多了。事實上，我們現在公佈的投資率的統計數據都是沒有“擠壓”掉價格變化因素的“名義”比率而不是實際比率。特別是這些年來當土地、基礎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持續走高之時，投資品的價格指數上昇一定比GDP的價格指數快得多。這樣的話，投資佔GDP的名義比率持續和快速地上昇就可以理解了。而簡單地以這個名義比率來判斷宏觀經濟的過熱與否就存有著一定的風險。
我在蘇南還發現，地方官員對投資數據中存在的以上這些問題是認可的。但是他們同樣明白，這樣加總得到的固定資産規模的統計數據幷不能真實反映當地製造業企業的投資狀况。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說出許多理由，來說明他們自己對上報的投資數據的真實性是不怎麽有信心的。與地方政府官員一樣，對中國固定資産投資數據持懷疑態度的還有一些境外的投資銀行機構。例如，UBS使用自己編制的建築業指數而不用中國的房地産投資額的數據來判斷房地産的繁榮狀况。實際上，爲了更有意義地統計當年固定資産投資的規模，一個國際上通行的統計方式是獲得公司層面的資本支出的數據，幷用這個數據來推算當年總的固定資産規模。這樣的做法對於更準確地把握宏觀經濟的走勢也許更合理。而做到這個接軌好像也幷不難。
來源: 經濟觀察報 作者: 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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