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某些“陰謀論”者所說的那樣，美國政府正授意其直接或間接掌控的諸多投機集團瘋狂地抬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打壓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那麽中國自然首當其沖。這是不是意味著，今天我們正在經歷和上演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戰爭？
金價！銅價！鋁價！油價！……國際商品市場上突如其來幷近乎瘋狂的繁榮景象讓人目瞪口呆。高價時代儼然已經降臨。理性的投資者都明白，即使供求基本面當中存在相當强大的需求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和金融資産的價格也不會上漲如此之高，何况美聯儲剛剛進行了自2004年以來的第16次昇息。
如果不是基本面决定的價格上漲，那麽必然有偏離基本面的誘因。國際投機資本瘋狂入市做多，即使不是全部，也可以認定是部分地炒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幷且趨勢仍在持續。青萍之末驟起飓風，至於影響多大、何時終結，我們相信很多人都存有疑慮，形勢有些撲朔迷離。
直觀地看，這是投機資本與美聯儲之間的博弈。投機集團清楚，在局部國際形勢動蕩幷經某些集團人爲放大的情况下，因爲人們對未來局勢存在不穩定預期，入市做多將獲得巨大投機收益。而且，與美聯儲昇息僅25個基點相比，收益顯然大大超過成本。考慮到昇息將會抑制美國經濟增長，美聯儲幷不會無度地昇息。僅從這一情况判斷，筆者以爲，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上揚態勢將會持續相當長時間。不過或許這幷非故事的全部。
誰是下一隻“替罪羊”？
不要就此認爲，投機資本集團與美國當局一定處於絕對對立的狀態。日前花旗集團在一份報告中稱，投機基金加大在商品市場上的投機力量是近來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在國際投機基金不斷入市做多的同時，一些大型國際金融機構不斷上調資源類商品價格的預期。但問題在於，誰也說不清楚國際市場上的投機資本來自何方，規模有多大，投向了哪些具體行業或者産品。還有，最重要的在於，是誰在掌控著這些投機資本？政府？機構？還是個人？
人們對於投機資本集團的認識大多是模糊的，其運作的方式往往帶有“不可言說”的意味。對其來源，人們的認知主要停留在推測的水平上。在投機資本有迹可尋的五大來源中，國內短期資金外溢、跨國公司暫時閑置或過剩的流動資金、國際銀行的外匯和信貸業務資金以及各種專項投資基金固然令人望之興嘆、徒呼奈何，而往往爲人們所忽略的各國國際儲備資産的所謂“保值性運用”一旦浮出水面，也許會更讓人觸目驚心。
一個不太確切的情景模擬是，以美元爲承載形式的龐大外匯儲備經過美林這樣的大集團“斗轉星移”一番，如泥牛入海般進入浩淼的資金大洋。投機集團得到的是源源不斷的風險資本供應，而儲備國得到的是不到5％的美國國庫券回報率和更爲動蕩的國際金融秩序。長此以往，巨額利潤被投機集團從各國搶走，所使用的“槍炮彈藥”竟有相當部分是儲備國自己提供，留下一個風雨飄搖的全球金融環境。此之謂國際視野的“國有資産流失”問題。
對投機資本來自何方的蠡測已然令我們沮喪，而對它們去嚮何處的拷問更讓人迷惘。我們曾經看到了一個個繁榮神話的破産、破滅。美國新經濟泡沫和網絡經濟神話已爲明日黃花，美國房地産市場上的泡沫正在被大量擠出。當繁榮成爲神話的時候，這既意味著巨大的投資和投機機會的臨幸，也意味著大灾難的駕臨。
今天，當神話再一次降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時候，繁榮還能繼續上演，神話還能維持嗎？如同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看到的，當産業和商品投機不再有利可圖的時候，投機一國貨幣就成爲獲利的最好機會。那麽，誰將成爲下一個“替罪羊”？
人們常常忽視了國際投機資本的力量。或許出于刻意，或許國際投機集團當中有太多太多不爲世人所知、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據IMF對國際遊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短期資本爲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GDP的20%。當前，國際市場上僅對沖基金就有8000多祗，約持有1萬億美元的資産。國際投機資本的勢力非常大，以致他們足以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的走勢。這樣龐大的投機資本，足以製造一場金融危機，也足以發動一場金融戰爭。
如果真如某些“陰謀論”者所說的那樣，美國政府正授意其直接或間接掌控的諸多投機集團瘋狂地抬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打壓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那麽中國自然首當其沖。這是不是意味著，今天我們正在經歷和上演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戰爭？
坦率地說，我們對形勢幷不清楚，也沒有足够的證據能够證明中國正在遭受攻擊。但我們現在看到的——以及即將要看到的是，由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金融資産價格的上漲，將讓中國爲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作爲世界市場的重要買家，中國進口鐵礦石海運貿易量約佔世界鐵礦石海運貿易量的40%，石油進口量也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對國際大宗商品的强勁需求，復加以不相稱的羸弱的價格談判和規則制定權力，正在把中國變成一個在國際市場上任人宰割的需求者。“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將因此而受制於人。
强權與關鍵弱權的遊戲
對强權的邏輯和作派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不管是所謂“一枝獨秀”的霸權穩定結構還是所謂“一超多强”的後霸權穩定結構，真正處於核心的强權祗有一個。它可以指鹿爲馬，可以力排衆議，甚至不憚于“冒天下之大不韙”。
它是既有“公共秩序”的主要締造者和維護者，在本秩序所及領域中具有無可比擬的佔優權力，在既有秩序中存在“共容利益”——維持這個秩序，它能够從該秩序增加的産出中獲取相當大的份額，而破壞該秩序，則會因之嚴重受損。
而關鍵弱權（key poor）指無力全面挑戰强權的權威，但又與全然無足輕重的權力體不同的遊戲參與者，它對既有秩序可以選擇不合作的態度，幷且這種不合作會嚴重損及强權的“共容利益”。雖然關鍵弱權從絕對實力上比不上强權，但可以給予强權確定的秩序以嚴重打擊，幷且這個打擊的後果超出强權可以忍受的預期損失上限。
强權與關鍵弱權的遊戲在天下主義的中國歷史劇場中曾一再上演，最有顯赫聲名的莫過於“和親”。爲了解除新崛起的薛延陀的威脅，唐太宗就選擇了和親羈縻的方式。這種方式的效果儘管比不上武力殲滅那般徹底，但鑒於難以忍受的殲滅成本，和親羈縻更爲妥當。送去和親的公主，不僅是一份安全的保證，同時還是劃分利益陣營的一張身份證。接受了薛延陀的“請婚”，至少算從表面上將薛延陀納入了秩序的“共容利益”共同體之中，同時還對薛延陀潜在的破壞既有秩序的沖動構成有效的制約。再者，和親公主的景况也成爲唐王朝判斷二者關係的一個風嚮標，據此唐朝可以較爲迅速地調整自己對待薛延陀的政策。
千年以降，舞台由中國鋪向世界，不特中央之國的角色易位，“和親”的“標的”也發生了微妙變化。“人質”不再是公主，而是外匯儲備這樣的戰略性擔保品。承認美元在儲備幣種中的主體地位，意味著對現有秩序的實質認同，穩定增長的外匯儲備等同于累世婚姻的政治保證。美國固然可用幣值相挾，中國也不妨以减持美元外匯儲備來討價還價，或許可望達成金融恐怖與金融親善兼有的平衡狀態。美國江湖大佬常常使用的口頭禪“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 （“你搞不過他，就和他合夥”）能否在國際關係上有所反映？
事態顯然不那麽簡單，遊戲的主要參與方甚至缺乏基本的默契。美國作爲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以一己之私維持低利率政策，發行了過多的美元貨幣，全球流動性出于泛濫狀態。2002年以來，全球貨幣增長率每年都高於10%，甚至達到25%，而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長率僅僅維持在2%~5%，幷且這一差距還在擴大。從1998年以來，美國M2的增長速度一直高於名義GDP的增長速度。美元的超額供給通過雙赤字導致了全球貨幣的過量增長，成爲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産價格暴漲的始作俑者，也成爲國際投機資本據此炒作的根源。國際市場上的虛假繁榮皆肇因于此。
真正危險的問題還在於，美國已經進行了第16次昇息，高利率時代已經到來。而現實證明，一旦美國國內貨幣政策從低利率轉向高利率，新興市場就極易爆發貨幣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之後，大量的資本回流到美國市場，美元仍然能够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元的地位是依靠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和發展中國家不斷爆發金融危機爲其分散風險爲代價的。當投機集團數著花花綠綠的票子的時候，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一群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正在因爲數十年的發展成果毀於一旦而哭泣，甚至可能是欲哭無泪。
國際貨幣體系期待重生
造成國際投機資本在全球各大市場瘋狂炒作以及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根源，在於國際貨幣體系的失序。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處於無體系狀態。英國經濟學家伯德認爲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由人爲設計和經過專門的補充、修改組成的拼凑之作。
1978年的“牙買加協議”生效以後，國際貨幣體系開始進入所謂的牙買加體系時期。這個體系是相當鬆散的，負責制定和維護國際貨幣秩序和協調國際貨幣關係的IMF，幷沒有對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的防範和援助起到應有的作用。而美國在獨享鑄幣稅的同時，又不肯承擔起維護和協調國際貨幣秩序的責任。國際貨幣領域內收益與風險的嚴重不對稱，國際金融系統性風險不斷增强，國際貨幣體系脆弱性不斷加大。據此，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稱牙買加體系爲國際貨幣無體系。
誰來改變這一殘酷的現實？誰又能改變這一殘酷的現實？沒有。除非出現美元危機，讓美國人自己去改變。
蒙代爾也曾經說過：“貫穿貨幣發展史的一個主題就是處於金融權力頂峰的國家總是拒絕國際貨幣改革，因爲這會降低它自身的壟斷力量”。當壟斷的收益遠遠大於其成本的時候，改變可能會發生嗎？要想達到蒙代爾所說的形成全球金融穩定性三島：美元、歐元、亞元三足鼎立，談何容易。這難道意味著世界還將繼續這一失衡的國際貨幣體系，某些發展中國家還將不斷地付出更多的眼泪嗎？
來源：《南風窗》雜誌 作者：管清友 馮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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