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重拾經濟重鎮
“天津名自長陵賜”，這是清代干隆初年詩人汪沆的詩句。長陵就是明十三陵明成祖朱棣的墓地。據史書記載，天津這個名字爲明成祖朱棣所賜，意爲天子渡河的地方。永樂二年，天津被設爲畿輔京城的重要軍事基地，故有“天津衛”之稱。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即1860年，天津被辟爲對外開放商埠後，迅速由一個內向的封建性商業城市逐步演變爲以華北、東北乃至西北爲腹地的外向貿易中心。
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時，天津出現了一大批中國之最：第一條鐵路、第一部電報、第一所大學、第一個郵政局、第一個海關，第一條石子路……天津在經濟上的風頭蓋過了北京。
不過，那時候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天津則和上海一北一南遙相呼應成爲全國的兩大經濟中心，功能定位的差异，讓北京和天津各得其所。
而新中國成立後，北京迅速成爲一個大型工業城市，GDP總量也一舉飛躍天津，天津在全國所佔的經濟分量也在下降——曾經的經濟重鎮有些找不到“北”了。
京津關係：從博弈到聯動
北京與天津之間的關係歷來就很微妙。在民間曾經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90年代，當時的國家計委擬在京津地區興建一個30萬噸的乙烯生産基礎。按照當時的國際慣例，祗有在60萬噸以上才可能有效益。可京津兩市展開爭奪，各不相讓。最終國家計委各不得罪，批准兩市各建一個15萬噸的項目，結果誰也沒有效益。
正如上面那個故事所述，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明晰，京津關係的探討開始成爲經濟界的一大熱門話題。此話題或多或少地反映到京津兩市發展戰略的選擇上。
上世紀90年代後期，天津市委專門成立了一個天津發展戰略研究領導小組辦公室，開始跳出天津尋找發展路徑。1997年3月26日，天津市黨政領導率團訪京，與北京市主要領導全面商談，對京津合作達成共識，同時簽訂了全面合作的會談紀要，確定了今後合作的重點幷就推進合作成立了城市領導小組。
真正具有轉折意義的是“廊坊會議”。
2004年2月12日，河北廊坊，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的主持下召開。三地有關官員達成十點共識，被稱爲“廊坊共識”。會議確定要建立京津冀發展改革部門的定期協商制度，加强信息溝通，研究區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幷提出對策建議，幷盡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長高層定期聯席會議制度，議定合作重大事項，制定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政策和重大措施；聯合設立專門的協調機構，落實省市長聯席會議確定的任務。
北京：城市新定位明晰
今年1月發佈的《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報告中指出，北京將堅持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發展定位。至此，北京以前“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定位已被取代。
隨後，國務院于3月22日審議幷原則通過了《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年)》，會議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設成爲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
北京與天津之間城市定位的劃分，使得兩地産業發展重心更加明晰。北京市社科院專家景體華曾對北京和天津的産業結構做過細緻的分析認爲：北京和天津産業同構問題幷不是想象般嚴重，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差不多，但仔細分析起來，産業之間還是有一種錯位競爭關係：譬如都是發展汽車工業，北京發展的是中高檔汽車，天津則是小排量汽車。
“但今後産業的區分要大起來，要形成互補，濱海新區今後的發展主要是第二産業，而北京則要放在第三産業的發展上。”景體華說。
北京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弘則進一步分析了這種互補性，“要從原來的産業合作拓展到功能合作，北京做營銷、做資本運作、做品牌，而天津做生産製造。”
北京：“去經濟中心”時代的發展
在“經濟中心”的字眼從北京的城市定位中消失、距北京僅100多公里之遙的天津挂上了“北方經濟中心”的牌子後，北京該如何實現自身發展幷與天津聯動帶動區域發展呢？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總規劃師談緒祥表示：“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不再寫上‘經濟中心’了，因爲經濟中心’是大城市、省會城市本來就有的功能，沒必要再强調。”
其實，關注北京發展的人都會注意到今年北京市力挺的一個産業就是“文化創意産業”，經過半年的努力，目前北京已經形成10大文化創意産業聚集區。
今年北京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統計數據表明，“十五”期間，北京市第三産業所佔比重已達到67.7%，對於北京來，服務業、金融業和高新技術産業已成爲現在的龍頭産業、未來的發展引擎。再回想去年首鋼搬遷，北京定位調整大局其實已然明朗：放弃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業，大力發展第三産業。
用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領的話說，就是“有所爲，有所不爲”。
“北京知識型、濱海加工型、河北資源型特色。”薛領建議說。肩負國家文化中心和科技創新重任的北京，在知識方面無疑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優勢。
景體華主編的《2006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中，曾指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目前大都停留在民間自發和理論說明層面，京津冀三地都在獨立發展，北京的輻射作用微乎其微，很多時候是聚集效應大於輻射效應。
在京津的定位明確、關係理順後，兩個城市能否形成雙核互動，拉動京津冀經濟圈整體的飛躍呢？
薛領認爲京津冀地區目前還有六大核心命題需要破解。首先是科技創新，即如何依靠“自主創新”的能力和資源，調整京津冀區域創新體系的整體結構；二是如何推進京津冀産業協調發展，形成協調互補的産業分工體系；三是利益協調，即建立利益分享、讓度與協調的長效機制；四是生態環境，即實現資源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五是空間支撑，即如何建立區域內部完善的空間組織和基礎設施，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提昇區域整體競爭力創造良好的空間格局；最後是輻射帶動，即如何快速提昇京津冀都市圈整體經濟實力，幷加强對外輻射和帶動。六大命題能否破解尚需未來鑒證。
京津合作新路徑
2004年2月12日，河北廊坊，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的主持下召開。會議確定要建立京津冀發展改革部門的定期協商制度，加强信息溝通。
在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的眼中，政府的合作是來自下層的推動。樊綱認爲，當初長三角各個城市之間也很封閉，各自爲戰，一直以“老大”自居的上海，以一種冷漠的眼神看待它周邊的城市。在長三角，最先行動起來、幷越來越緊密聯繫起來的是民營企業。企業的合作加速了市場的合作，這種合作到了一定程度，“逼”得政府也行動起來，從而有了長三角公共人才平台、信息平台、政策平台等等。
“其實，從1999年起，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內蒙古等6省市、自治區的工商聯已經舉辦了4次環渤海地區非公經濟發展研討會，現在看來，這就是自‘下’而‘上’思路的發端吧。”樊綱說。
來源:北京現代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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