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5日電／台灣文字工作者龔濟今天在聯合報撰文說，梁啟超議論深切而又富有感情的文章，對近代中國人精神思想層面影響之大，是人所共知的事。
梁氏不僅文章好，詩作、詩評亦大有可觀。他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他就把那些詩文辭，“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於是成了傳世的《飲冰室詩話》。
“詩話”卷三記載：“浙江潮第十期，登有自署君木者所作刺時六絕，雖嬉笑怒罵之言，其志固忠厚也。”六絕的最後兩首是這樣的：
自由復自由，自由肯放棄；醇酒與婦人，甘為自由死。
昂頭詈科舉，低頭盼鄉榜；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
雖說作者出之以“嬉笑怒罵”，但看得出，也是含著眼淚寫的。《浙江潮》是一分倡導革命的刊物，目睹今朝作福作威、據國家資源為個人享受的“新貴人”，卻原來是昨日力竭聲嘶要為國為民、犧牲奮鬥的“革命黨”，這教人有多少失望，多少悔恨，多少感傷。
“新貴人”與“革命黨”轉換的場景，我們相當眼熟，因為它正在台灣老片新演。從前以“清廉改革”、“快樂希望”、“世紀首航”和“清流共治”自我標榜的民進黨，又有“國政顧問團”各方俊彥的背書，復有學界領袖“向上提升”的保證，但“政黨輪替”六年後，卻發現它是一個徹頭徹尾自私自利、貪瀆腐敗、毫無能力，而心裡又不存蒼生社稷的政權。
民進黨擅與國民黨比爛，他們不提“十大建設”，不提“加工出口區”和“科學園區”，不提“經濟奇蹟”，不提“亞洲四小龍”，只指點國民黨某些不法事例，彷彿認為，國民黨執政時幹過的那些壞事，他們都應該“有為者亦若是”。現在聽到“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的故實，也許更覺得貪汙無罪、腐化有理了。
但請注意：國民黨政府確有人貪汙，但他們更有一大群如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王建煊這些守正不阿、一介不取的官員。而細數今天“綠朝新貴”，渾身上下乾乾淨淨的有幾人？還有，在當年“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籍監察委員陶百川等人，敢於提案彈劾同黨的閣揆俞鴻鈞，並迫使他下台；今天立法院在野黨立委提案，循憲法程序罷免失德、失格的陳水扁，綠營委員不在彈劾事實上討論辯爭，只圖“鞏固領導中心”而集體反對，且立意把它升高到“族群對立”，這樣的行徑，算什麼“民主”，有什麼“進步”？
提到“民主”，這就叫人想起台灣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堃“民主是自作自受”的那句“名言”。
北宜高公路的坪林交流道，原來只是一個供公務車行駛的行控中心。人口不到七千的坪林，希望靠觀光帶來財富，三年前順著民進黨高唱公投的浪潮，辦理“公民投票”，決定改設交流道。環保署認為，坪林是亟應保護的翡翠水庫水源地，關乎大台北地區五百萬居民的飲水安全，不能讓環保屈服於沒有約束力的公投。這事在行政院院會討論時，院長游錫堃裁決，“專業不能凌駕民主”。又說，坪林民眾可對公投的後果負責，因為“民主是自作自受”。“專業”的環保署署長郝龍斌，向游式“民主”投降，只好遞出辭呈。
立法院提案罷免陳水扁，只是一道必經的程序，還要由公民投票做最後決定。當年民進黨視公投為至高無上的核心價值，連坪林七千居民、且在法律上沒有根據的“公投”，都那麼大張旗鼓的維護，怎麼對關乎全體公民投票權益的罷免案，又這麼不屑一顧了？
民主制度不應產生一個“民選皇帝”，民主制度也不應任由哪個政黨挾持全民來謀取少數人的私利。既云民主，就是人民作主，面對台灣經濟下滑、失業上升、治安敗壞、人心惶惑等等這麼不堪的政治局面，“頭家”們如果還“忍苦偷生”，不振作起來發揮人民的力量，那也只好像游錫堃所說的“自作自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