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文匯報》今天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說，在政府高層互訪中斷和民間相互厭惡依然如故的背景下，中日雙方共同舉辦了頗受關注的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在為期兩天的論壇上，兩國政界、經濟界、學術界和新聞界約60位知名人士就當前的中日關係、中日兩國面臨的共同課題以及新聞媒體在增進相互理解方面的作用等問題展開討論，並在解決問題的具體方式上達成了許多共識。正因為兩國各界有識之士均對兩國間的政治障礙以及國民感情的疏遠深感擔憂，並一致展現了不能對兩國關係現狀袖手旁觀的負責任姿態，因而，如何利用後小泉時代的契機改善中日關係，便成為時代的要求。
小泉繼任者應擺脫“拜鬼”樊籬
文章說，需要指出的是，改善與發展中日關係雖然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能否成功，則不僅取決於日本各界有識之士的努力，同時更取決於小泉繼任者個人的政治意願。坦率地說，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對靖國神社問題的關注，並不是糾纏業已過去的歷史恩怨，而是以此作為判斷日本未來走向的一個標準；作為曾經的加害者，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端正態度以向昔日的受害者來表明自己永走和平道路的決心，顯然是其獲得廣泛信任所不可規避的唯一選擇。從這個角度而言，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如何從小泉式的作繭自縛中解脫出來，顯然是小泉繼任者履新後所必須克服的第一個挑戰；或者換句話說，小泉繼任者在靖國神社問題上能否展現出足夠的道義勇氣和政治智慧，已然成為後小泉時代中日關係能否最終改善的決定性因素。
可以說，在對各自國家的歷史定位均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紀念日（亦即8．15）即將來臨的前夕，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的適時召開，對處於敏感時期的中日兩國如何正確把握雙邊關係的發展方向，無疑有不可替代的指示意義；情況很清楚，在兩國關係由“政冷經熱”逐漸轉向“政冷經也趨冷”的嚴峻態勢下，是聽任這種政治僵局自行發展並最終滑向不可收拾的境地，還是以直面歷史的勇氣與超越陳規的智慧去推動兩國關係重歸“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正軌，則無疑是擺在兩國政府以及對各自國家前途負有責任的兩國民眾面前的一項無可規避的重大選擇。
文章表示，這一聽上去顯得有些聳人聽聞的深刻命題，如果被放在具有無比重要性的兩國關係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則絲毫不顯牽強與突兀。不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這兩個對區域及世界事務均擁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國家，其任何領域的雙邊關係都是同樣的極端重要。即便撇開具有極強互補效應的經濟整合因素不談，單就事涉各自根本利益的政治合作而言，雙方也沒有相互交惡的任何內在動因。日本要實現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願望就不能沒有中國的認可和支持，同樣，中國解決台海問題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日本的善意理解和配合。
中國和世界都在觀望小泉繼任者的態度
文章指出，道理如此淺顯，中日雙方緣何不能達成共識呢？這顯然是歷史認知的困擾與現實利益的糾葛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實，德法兩國之間也有不堪回首的鐵血歷史，現實關係中也同樣存在著此消彼長的激烈競爭，但它們不僅實現了歷史性的和解，而且還共同構造了作為歐盟事務火車頭的“法德軸心”。這一利在兩國、蔭及周邊的融洽格局，無疑與雙方一致葆有的直面歷史的非凡勇氣與超越陳規的卓越智慧，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
應該說，在對日關係問題上，中國方面一直都體現著摒棄前嫌、共創未來的寬廣襟懷。不論是周恩來總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教誨，還是江澤民主席“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立場，抑或是胡錦濤主席有關改善與發展兩國關係的一系列建議與主張，莫不是展現出“向前看”的精神。
文章表示，不客氣地說，在對待中國的態度問題上，日本人普遍存在著一種可怕的矛盾心理—當中國落後時，它加以輕視和欺負；而當中國崛起時，它則嫉妒和仇視。加之在歷史認知的問題上屢屢做出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和尊嚴的錯誤舉動，從而令中日關係始終處於一波三折而難以順暢發展的窘境。
文章認為，毫無疑問，中國已經作出了自己所能做的全部努力，日本理應給予積極回應。倘使日本能夠鼓起承認中國已然崛起的勇氣，並且探索到與這個新崛起大國展開全方位合作的政治智慧，同時在歷史認知的問題上作出反映歷史本來面貌的客觀澄清，那麼，當前困擾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的一切疑慮和猜忌就自然會煙消雲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僅期待日本能夠湧現諸如阿登納、勃蘭特、施羅德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同時更希望日本民眾能向德國民眾那樣“以鄰為伴，與鄰為善”；若如此，則不僅兩國幸甚，同時也是亞太、乃至世界幸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