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1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政論家南方朔的文章說，有些字，有些情緒，最好就讓它躲藏在黑暗內心的角落，別去想別去說，因為一旦去想去說，它就有如中蠱一般，可能讓人著魔，最後釋放出來的，可能是誰也無法控制的惡靈。
而自從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兩顆魔法子彈案發生後，台灣的政治語彙裡，突然就多出了“刺殺”“暗殺”這種禁忌語詞。當人們對別人痛恨、害怕時，這種語詞就奪口而出，於是“刺馬”、“刺施”、“刺扁”等遂相繼出現。有人會辯說這是言論自由，但我可不相信這樣的言論自由，因為有些話一旦講了出來，它就不可能只是隨風飄散的空氣，而是像細菌孢子一樣，成為一種隱著的呼喚，呼喚著人類公共生活裡的邪惡成分。
文章說說，今天人們談到“刺殺”“暗殺”（Assassination）時，都會引用馬可波羅所著的《東方見聞錄》，指說當時的敘利亞的伊斯邁利斯派有個“山中老人”，養了一大群刺客。但根據近代中東問題權威學者伯納．路易士（Bernard Lewis）所著的《暗殺團：伊斯蘭的激進教派》所述，“刺殺”“暗殺”這個字比馬可波羅早了大約一百年就已在歐洲出現。我們不知道那種“刺殺”“暗殺”文化對歐洲人究竟發揮了多大的影響，但刺客的那種“瘋狂的效忠”，的確很激勵著西方人的想像。
而到了近代，由於對人類公共行為的歷史研究已有了更多進展，我們已知道政治上的確有過“血仇暴力”（Feud Violence）─它指的是有許多地方的政治乃是敵對宗族幫派間血海深仇的暴力循環。印度過去每到選舉就殺成一團，每次國會議員選舉總要死個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以及所謂“暗殺暴力”，這方面研究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一直到廿世紀初的美國了，從阿帕拉契山南麓、新墨西哥州、德州，這種暗殺暴力都相當普遍。這些偏僻的、邊疆的地區，系統整合薄弱，人民好勇鬥狠，搞政治的則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於是“暗殺暴力”遂很容易一旦有個人開了頭，馬上就大家有樣學樣地開始蔓延，大家都認為對方藉暗殺而占了便宜，不去暗殺對方幾個人，簡直就是大吃虧。在新墨西哥州，甚至黨機器都變成了暗殺機器。在一個相信“刺殺”“暗殺”就能解決政治問題的社會，政治其實已不存在了。
文章指出，今天台灣的政治，由於有權力的人刻意去操弄既有的矛盾與對立，企圖藉此換取政治利益，整個台灣的你恨我、我恨你，已日益升高，一旦支持的對象在權力上受到威脅，“刺殺”“暗殺”這個念頭和語詞就跑進有些人的心頭，並從他們的嘴裡跑了出來，這是邪惡的第一步，它由不應想、不能想、不應說、不能說，變成了敢想敢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加以譴責，以免它變成第二步，否則我們社會必將為此付出我們不願付出的代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