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洛杉磯時報》工作27年、2004年美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泰勒•馬歇爾(Tyler Marshall)今年從一個不同尋常的機構得到一個不同尋常的採訪任務：探索不被美國新聞界注意的世界政治大趨勢，即中國在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正在崛起的影響力。這一任務之所以不同尋常，不僅因為這一報導題目在如今“暴炒”中東和反恐事件的美國新聞界中屬於“大冷門”，而且跨國長篇系列報導更是在國際報導被一砍再砍的美國報業中極為少見，另外，這個項目是美國普利策危機新聞報導中心(Pulitzer Center for Crisis Reporting)第一次將視線投向亞洲。
世界安全研究--普利策危機新聞報導中心成立於2006年，目的是資助那些美國媒體越來越不願獨自支援的獨立報導工作。這個中心的目標是提高對國際事務的新聞報導標準，採取的報導方式是使公眾、政府決策者都積極地參與進來。
“我在東南亞的採訪和研究讓我明白了這樣一個現實，東南亞是中國影響力增長最清晰的一個例證；中國正在變成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馬歇爾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的專訪時說，“中國做對的地方正是美國做錯的地方。”
的確，美國在東南亞最忠實的老朋友們，同中國目前的聯繫千絲萬縷而日趨緊密。馬歇爾並不認為這是中國人“試圖在美國人背後玩什麼伎倆”，也不是“中國在調教(coaching)美國的老朋友，讓他們疏遠美國”。他認為：現實是，美國一直忽視這一地區，注意力在別處。而中國做的正好相反，中國就在東南亞傾聽這些國家的聲音，成為這些國家重要的夥伴。
“東南亞地區正在進行中的美中(權力轉移)發生得悄無聲息，既沒有刀光劍影(no major confrontations)，也沒有廝殺聲和口號。我擔心的是，美國決策者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東南亞已經變了模樣，會有多震驚！”馬歇爾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馬歇爾將他在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的系列採訪命名為“亞洲靜悄悄的革命”，稱這次報導的目的是敦促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理解這一地區正在發生的變化，面對現實而有所反應。
中國和美國，在乘一條船
馬歇爾認為中國正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國，即使它不願追求權力和影響力，也難免象美國一樣“捲入”同一個世界。
冷戰結束之後，兩極世界變成美國一家獨大。作為地球村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不受任何其他國家的挑戰。美國擔當起全球責任首先因為，在冷戰後的世界，這是可行的；其次，在美國看來，其他國家在危機時總是轉向美國尋求幫助，從東帝汶獨立、朝鮮問題，到中東衝突。美國成為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所謂“不可或缺的力量”(indispensable power)。然而，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並沒有意識到“捲入”世界是其無法推卻的“責任”。
馬歇爾稱，波黑危機使得美國意識到“不捲入政策”的代價。1991年在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基本上告終之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貝克爾來到貝爾格萊德同前南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會面。貝克爾認為波黑問題不是美國人應當捲入的危機，直到四年後斯雷佈雷尼察大屠殺的發生。1995年7月10日至19日，波黑塞族軍隊和員警部隊在斯雷佈雷尼察殺害了穆斯林族7千多名平民，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發生的最嚴重的屠殺事件。當時，歐洲發現無法解決波黑問題也轉向美國求助。
“巴爾幹危機是冷戰後美國真正汲取的幾個教訓之一。美國人明白了：對於國際危機，美國的選擇不再是捲入還是不捲入，而是美國是否願意在危機剛開始捲入，影響危機以後的發展方向；還是更晚捲入，付出軍力和錢財方面更大的代價，”馬歇爾說。
馬歇爾認為，對於美國來說，捲入世界的原因遠遠超過對影響力和權力(beyond the influence and power)的考慮，而“中國將發現自己處於同樣的境地”，“中國正在變成一個世界級的大國”。
對東南亞，“中國做得聰明”
馬歇爾認為，在東南亞，中國一舉一動都做得聰明。本來中國的崛起、影響力的增強可能讓東南亞國家憂喜參半，然而，中國傳遞的外交資訊既柔和，又感染人心(embracing)，她讓東南亞國家欣慰的姿態，自然使得他們不去聯合制衡中國。
同中國相比，美國明顯因為注意力分散而(在東南亞)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目前注意的焦點集中於同反恐怖主義有關的‘進軍’路程，外交努力的重點無一例外地圍繞中東地區，唯一的一個例外是朝鮮問題。雖然這一問題的解決沒有真正的進展，但是多多少少進了白宮的橢圓辦公室。這是目前美國的決策人所關心的。馬歇爾認為，雖然美國下層官員對此感到不對勁，但是很難將他們的意見傳遞到上層，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馬歇爾指出，中國不僅對紡織品出口自我限制，還將部分紡織品的生產線搬到柬埔寨去，似乎在說明中國人已經理解到，柬埔寨如果過於孱弱，對於維護中國的利益不是什麼好事。
“中國人對東南亞國家傳遞的資訊極其到位，那就是：除非你們同我們實現雙贏，否則我們無法真地贏(we cannot win unless you win with us)。”馬歇爾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中國的所言所行都說明了一個真誠的目的，中國要發展，需要一個健康的周邊環境。中國人這一做法極為聰明，結果是中國的崛起在東南亞人的解讀中變得非常積極。即使物件老撾和柬埔寨這樣的弱勢經濟體，中國也相信有一個GDP呈雙位數增長的強大鄰居，不會是一件壞事。”
這樣一個資訊所掩藏的潛臺詞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再持續一個十年，就會成為一個絕對性的經濟大國；中國準備在經濟騰飛之後，仍然保持做一個善意的政治大國。這大概是讓東南亞國家更感到放心的心意表白。
一碰到人權問題，美國人就有非常不同的標準。美國認為一個國家可以增長，必須要經濟對外開放，有政治自由。如果缺少這些“要素”，這樣的國家命運堪憂，美國便不願冒風險同這樣的國家打交道。雖然本意未必出於敵視，但是這樣的“人權標準”妨礙美國象中國那樣更開放地發展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美中的理念差別使得它們在與這類“記錄不良”的國家交往時踏上“殊途”。美國人經常想做的是，你不開放，我把你切開；而中國人的核心思路則是，你不開放，我先同你打開對話管道。
如何對待“中國勢力”？
“對於美國來講，唯一對其在東南亞利益產生威脅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對這一地區的忽視。”馬歇爾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如果美國對這一地區發生什麼多關心一些，合理地關注後來的進展，推行一些互利的政策，美國是不會失去東南亞的。如果美國在東南亞三心二意，注意力全留在中東，不聽東南亞國家的需求，一味推行自己的議程；而同時中國在東南亞追求雙贏和互惠的政策，提供援助，傾聽對方的聲音，為本地區提供經濟推動力和未來共同增長的利益遠景，東南亞將對同中國合作保持強烈的願望。那麼無疑東南亞將越來越多地回應中國的聲音。”
馬歇爾認為，東南亞國家更希望看到中美兩個大國都在這一地區發揮積極作用。
“我不認為東南亞有任何國家願意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我採訪的泰國也好，越南和菲律賓也好，都希望美國能夠更積極地在東南亞事務中發揮作用，中國保持目前的積極作用。”馬歇爾說，“當然，所有人的問題是：中國要往何方去？是否可以打一個比方，中國和東南亞，是要變成象美國和拉美的關係，還是平等夥伴型的關係？這都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雖然美國不少分析家覺得，來自中國的競爭如芒刺在背，但是美國中高階官員層對於“中國勢力”也開始有積極的對策。美國前國務院高層人物佐立克所在陣營留下的官員，還是從積極的方面談論中國如何在目前的地緣政治體系中“接觸世界”，讓“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國”。
不過，華盛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譜”要唱。中國對於美國外交來說尤其是一個容易引發情緒變化的話題，因為美國目前沒有一個象蘇聯那樣的對抗性超級大國可以擔心，五角大樓不得不注意找一個“靶標”，來幫助說服國會和公眾同意昂貴的國防預算。
“五角大樓將中國看作一個最合乎邏輯的對手，他們的議程同國務院並不一致。副總統切尼也不是對華的鴿派。但是我認為，現在的美國總統並不是傾向于那些虎視眈眈的對華鷹派，而是更偏向於佐力克陣營，希望將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股東’，而不是一個對手。”馬歇爾說。“東南亞所發生的一切並非巨大的碰撞，而是每個人都不得不適應的新地貌。這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改變，但是如果不小心處理，可能會有衝突。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被美國曲解並不是沒有可能。”（來源：中國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