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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繁榮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外交和平，調整發展戰略靠內需外需兩條腿走路。 |
中評社香港6月12日電／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的外交進入到一個關鍵時刻，摩擦可能會頻繁發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何帆文章認爲,經濟繁榮不會自然帶來外交和平。總體來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經濟是互補性的，但現在中美之間出現了摩擦，這些摩擦大多集中在貿易以及由貿易引起的匯率問題上。
文章稱,美國認爲他們的巨額貿易逆差是由於中國的出口帶來的，認爲他們的失業問題是中國産品出口擠掉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認爲他們的國際收支失衡是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但兩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事實幷不是這麽回事，如果中國不向美國出口廉價産品，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向美國出口廉價産品，而且他們的價格比中國的價格還貴，這樣的話，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還可能會進一步加大。
文章認爲,雖然歐洲和中國一直保持了相對比較友善的態度，但是，隨後的發展，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中歐之間的矛盾可能會超過中美。因爲歐洲不像美國，美國是技術密集型，已經是知識經濟，他們有很多産業是靠研發、技術，而歐洲在很大程度上還靠製造業，歐洲的製造業就業佔總就業的30％，美國不到20％。由於他們製造業比重大，和中國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而且歐盟新成員不斷增多，在這些新成員中，中歐和東歐國家的發展水平要比西歐低，更依靠製造業的出口，在這些相對落後的國家，和中國會有競爭關係。如果中國産品和他們的産品進行競爭，他們會要求歐盟採取更强硬的態度。與美國勞動力市場相比，歐盟勞動力市場要更僵化，靠國內調整的難度要更大，一旦中國出口引起歐盟失業率增加，他們有可能形成更大的政治阻力。
關於匯率，因爲人民幣目前還是保持比較穩定的水平，但歐元已經出現了大幅度昇值，在這種情况下，如果人民幣沒有繼續昇值，那麽調整國際收支的更大負擔會落在歐元身上。但歐元昇值會損害歐洲的出口競爭力，這容易引起他們的反彈。現在，中國擁有不少美元資産，隨著人民幣慢慢和美元脫鈎，在中國的資産組合里，會减少對美元資産的持有，增加對歐元資産的持有，這也會帶來歐元匯率的上昇，對歐洲的出口仍然會形成競爭壓力。所以，在匯率問題上，歐盟和中國之間也可能會出現潜在的摩擦。
中國和日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兩個國家的産品在第三國市場上形成競爭的大概祗佔20％左右，而且，日本大部分出口的是高附加值産品，中國出口的是低附加值産品，它們是互補關係。所以中國和日本應該是互補關係，但由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所以阻礙了兩國經濟方面的進一步合作，這也是一個非常令人頭痛的問題。
文章指出,回顧以上國際關係，我們會看到，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繁榮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外交和平。外交關係反而會在經濟崛起過程中，遇到更多的坎坷和摩擦。調整發展戰略靠內需外需兩條腿走路。
第一，我們要調整發展戰略。我們的發展戰略是不平衡的，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過分依靠出口和引進外資，這樣的經濟增長潜力是要打問號的。因爲這樣的出口不能持續，不斷引進外資風險會很大，同時，也給外部環境帶來很大的壓力，這勢必引起別國的貿易制裁。外部環境壓力越大，對中國越不利，所以我們需要調整發展戰略，讓發展戰略更多地依靠兩條腿走路，既靠外需又靠內需。這就需要調整貿易戰略，應該讓産品在價值鏈上逐漸昇級換代，在鼓勵出口的同時也鼓勵進口。在很大程度上，進口對中國是有利的。
從經濟上來說，因爲我們很多産品不具有比較優勢，比如說糧食，我們幷不具備生産農産品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們可以在維持糧食安全的條件下，適當增加糧食進口，這幷不是單純進口了糧食，還是進口土地和水。而且，我們提供一個進口的市場，對中國的外交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隨著中國的開放，我們發現，如果有一個開放的龐大市場，對我們改善國際關係有非常大的幫助，一個開放而龐大的國內市場，遠勝於一個軍團和雄辯的外交官。
調整外資政策也一樣，過去引進外資，往往把手段和目的混淆了。爲什麽要引進外資？我們需要的是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中國幷不缺少外匯，因爲我們的儲蓄非常多，但我們缺外國的技術，所以我們需要調整外資政策，讓更先進的技術進來。通過調整外資政策，一方面我們需要外需，這有利於産品出口結構的改善，另一方面，我們更多地依靠內需，作爲一個發展中大國，沒有內需的發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二，我們要調整外交戰略，過去我們把很多精力放在處理雙邊關係上，雙邊關係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應該尋找新的平台，尋找多邊關係。比如中美之間的匯率問題，如果祗靠雙邊關係來談匯率問題，就會非常尷尬，因爲祗靠雙邊關係容易引起“斗鶏博弈”，好比在一個單行道上，兩邊突然過來兩個賽車手，每個賽車手都希望自己開足馬力沖過去，這樣別人就是懦夫，自己就是英雄，兩個人都這樣去想，最終結果是兩車撞在一起，這是兩敗俱傷的博弈。
回到匯率上，我們看到，在今年5月,美國財政部的報告里沒把中國列爲貨幣操縱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除了雙邊溝通和協調外，就是我們找到了別的途徑，比如在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在G20這樣一個由主要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集團論壇上，我們進行了充分的溝通。通過這種多邊化交流，就能够避免那種兩個國家之間的“斗鶏博弈”，還可以避免陷入經濟問題政治化的陷阱里。
而且，匯率調整幷不祗是中國的問題，很多東亞國家遇到的是相似的情况，所以通過區域的貨幣合作，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好、更大的空間，有一個更好的討價還價能力來處理匯率問題，因爲畢竟調整國際收支的失衡，不是一個國家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各個國家協調行動。發展民間外交讓多種聲音說話
第三，要調整外交體制。我們現在的外交還主要是政府外交，這會使我們在對外談判時，迴旋餘地不大。舉個例子，在原來中美之間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談判，或者美國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談判，美國政府方面可以說，我們願意和你合作，但即使我這裡答應，國會那裡不同意也沒辦法。這實際上强化了美國的討價還價能力，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最常說的，你主動讓步一定的自主權，會帶來更大的自主權。如果中國的外交，除了最高領導人的外交，還有更多民間層面的外交，那就會讓我們有更多的迴旋餘地。讓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個人表達自己的聲音，幷不會對外交起到分散作用，反而會强化我們的討價還價能力。通過主動讓度一定的自由度，我們可以把外交途徑拓寬。途徑越多、聲音越多元化，我們外交上的討價還價餘地也越大。
最後，我們一些外交策略也需要調解。現在是網絡時代，每個人都能獲取信息，信息大多是片斷的、互相矛盾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給人家一個總的圖像，而不是祗有一個渠道發出的聲音。所以必須要習慣一個network（網狀）的渠道，需要把國家形象當品牌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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