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日電／去年，也是在上海，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三天兩億”的神話讓國外參展商驚嘆：中國富豪真慷慨。眼下，“世界頂級奢華品展”又泊來了，上海舉行名爲“世界頂級生活體驗中國峰薈”的奢華品大展，3000富豪將出席。胡潤富豪榜上的內地富豪們有過半將出席。
民營經濟報文章評論稱,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非議富豪的消費問題動輒可能就被扣上“仇富”的酸帽子。事實上，坊間不關心富豪的生活花邊、不關心富豪的隱私情感，爲何偏偏和那些“去摩洛哥斗富的”、“買頂級奢侈品不眨眼”的消費行爲耿耿于懷呢？
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有句名言：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和武斷而又不公平的分配財富和收入。在民衆對富豪公然的質疑和轟然的不滿背後，是以民間正義粗糙地去稱量著中國富豪的財富品質和財富土壤———儘管越來越誇張的炫富行爲在“尊重個體消費”的幌子下合理妖艶著，但依然有幾個悖論值得我們警醒：比爾·蓋茨很富，他的豪宅與私藏幷不比我們國內富豪寒酸，但我們對此怎麽沒有“酸葡萄”，反倒祗有尊重和敬仰？頂級奢侈品參展商不是沒見過大世面的群體，他們驚訝中國富豪“慷慨”的背後是怎樣的思維邏輯呢？“三千富豪”、“過半參與”這些硬指數除了在玩奢侈的時候，還有怎樣的場合能吸引他們的熱情去兌現社會人的道德心與責任感？當富豪遇難的時候，爲什麽民衆會集體失語于底綫的同情，而去關心在遇難事件中喪失生命的猫或者狗……
這些問題可能歸結起來有兩個答案：一者，引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曉曾經的一個著名判斷：中國轉軌期間涌現的部分“轉軌富豪”幾乎全都是“問題富豪”。他們財産的真實狀况雖然撲朔迷離，但總的來說其來源一直讓人懷疑。我們對財富品質的認識其實一貫很簡單，歷史上的陶朱公堪稱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史記》中載“纍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所以你“誠實勞動”你“合法經營”了，萬貫財富都是私權的自由，但在制度設計的罅隙里暗流汹涌地暴富，就算經得起邏輯拷問，也逃不起百姓的歷史的眼睛；二者，再來看一個說法：在對中華慈善總會等慈善組織的調查中，工作人員均以捐贈者名單是機密爲由拒絕透露具體情况，但幾乎所有的慈善機構都表示，中國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沒有在這些全國性的基金會捐過錢。拋開財富分配機制是否守衡不談，在社會的杠桿上，財富永遠是相對公平的産物，沒有金字塔基層勞動者的勞動溢出效應，就决不會有頂端的財富積聚效應。
文章認爲,驕奢淫逸也好，或者是勤儉節約，的確是一個道德范疇，但是，當中國富豪群體性遊走在社會價值期待之外，“奢侈品消費”便成了輿論正義眼中的一根刺，你有你的眩富自由，我有我的價值批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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