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4日電／《求是》雜誌刊登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主任陳夕的文章說，今年4月25日，是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50週年。半個世紀前的1956年，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全面確立的一年，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年。《論十大關係》就是在這種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中，重讀這篇重要著作，仍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迪。
一
文章說，1956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如何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加快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被提上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澤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彙報，以及國家計劃委員會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彙報。在這個過程中，他就一些問題與有關負責人進行探討，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經驗，思考今後中國的發展道路。當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於史達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毛澤東認為，這個報告一是揭了蓋子，就是講，蘇聯、蘇共、史達林並非一切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正因為如此，他在論“十大關係”時首先提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對此，我們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與此同時，毛澤東又認為，這個報告捅了“漏子”，它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它在蘇聯內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了嚴重的思想混亂，西方敵對勢力乘機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共中央明確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保衛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56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正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在1956年4月4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在這裡所闡明的關於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思想，科學地揭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講話。
二
文章表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應當遵循什麼基本方針？這是《論十大關係》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毛澤東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只有通過對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及其相互關係的分析，才能提出來。
《論十大關係》一共講了十個問題，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毛澤東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4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同上書，第23頁)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依靠工農群眾，充分調動工農群眾的積極性。為此，毛澤東強調，我們既要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同時要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既要大力發揚群眾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同時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很好，沒有像蘇聯那樣，從他們那裏拿走的東西太多而給予的太少，但也一度犯過糧食徵購過多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農業稅要輕，工農業產品的交換要採取縮小剪刀差、實行等價交換或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同時，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使90%的農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漢族與少數民族各有優勢。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調動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各民族的優勢，做到優勢互補。毛澤東指出，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同上書，第34頁)
文章說，中國的民主黨派是歷史上形成的，它們同特定的社會階級、階層有較密切的聯繫。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社會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動，這些黨派今後還要不要繼續存在呢？毛澤東明確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同上書，第34頁)他還說，一切善意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也要養起來，罵得無理就反駁，罵得有理就接受。他要求抓好“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同上書，第36頁)
反革命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問題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消極因素、破壞因素能不能轉化為積極因素、建設性因素呢？毛澤東認為，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他指出，新中國成立初期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現在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反革命抓到手以後，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這就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黨自身的團結十分重要。毛澤東指出，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這是團結的思想基礎，但對於犯錯誤的人，“一要看，二要幫”。他反復講：“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他指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採取幫助態度還是採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同上書，第40頁)
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專門論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並且明確地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這裡所說的外國，不僅是指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獨立國家，而且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這說明，在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思路是寬闊的、開放的。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歸結起來是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
三
文章表示，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當時中國面臨的任務，是要把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為此，毛澤東指出，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把重工業作為中國建設的重點，這是已經決定了的。同時，他又提出，我們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他講到，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市場上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人民不滿意。我們必須引以為戒，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儘管我們的做法本來就與他們有所不同，但毛澤東仍然強調，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做的結果，一是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不僅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要，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毛澤東關於農、輕、重關係的論述，實際上闡明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與此相聯繫，毛澤東又闡述了中國工業佈局的問題。當時，中國全部輕工業、重工業的70%在沿海，30%在內地。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是歷史形成的。毛澤東指出，“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同上書，第25頁)這樣做也有利於戰備。同時，他又指出，考慮到新的戰爭短時期內打不起來，我們又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這“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援內地工業”。(同上書，第26頁)
與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相聯繫，毛澤東論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問題。他提出，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同上書，第27頁)這就是說，中國必須實現國防的現代化。對此，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方針，這就是：為了加強國防，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發展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事實正是如此。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上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1964年我們就真的有了原子彈。
文章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篇著作中還提出了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恐怕不妥。他認為，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而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他還認為，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不好。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繫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活潑。正是在作這個報告的幾天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整個體制問題”。他主張就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問題，搞出一個草案來。他還要求大家研究，企業的獨立自主問題究竟應當搞到什麼程度。儘管毛澤東提出的體制改革的思想還是初步的，但它在實際上確實已經涉及如何改革過於集中的經濟體制的弊端問題了。
文章認為，《論十大關係》中關於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的思想，關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設想，等等，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它對於黨的八大路線的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論十大關係》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張，實際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線和通過的有關報告、決議中去了。所以，把這個報告，連同八大確立的路線和毛澤東稍後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實際的。50年的實踐表明，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張，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是富有生命力的。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反映了我們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是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這個戰略思想既包含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又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鮮經驗。因此，結合新階段的新任務重溫《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對於我們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