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1日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强調要認真落實去年以來中央關於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的部署，幷提出有針對性的六條措施，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
上海證券報發表文章評論說,“國六條”出台，標誌著二次調控的開始，這是一次順應民心之舉。許多人認爲，“國六條”的針對性更强， 措施也更爲具體。這反映了公衆的心聲。
文章稱,之前的“國八條”的調控作用未能得以充分發揮，就是由於一些地方政府的執行不力。這次要吸取上次教訓，用問責制爲“國六條”保駕護航，防止與房市有著千絲萬縷利益聯繫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陽奉陰違。
各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嚴格執行中央的宏觀調控，利益是主因。在現有的幹部考核體系，GDP的增速與幹部政績成正比，而房市的繁榮是推動GDP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不惜違背宏觀調控精神推動房價上漲，以促進GDP發展速度，累積個人政績。
而且，房地産業早已成爲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源。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佔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淨收入佔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房價上漲，地方政府也是直接受益者，它們有保護自己財源的本能沖動。
除此之外，腐敗也是一大因素。房地産一向是商業腐敗的重灾區。一些腐敗官員與開發商串通，以權謀私，大發不義之財。更有甚者，一些官員或其親屬，直接加入到炒房隊伍中去，成爲房價上漲的推動者。
文章表示,首次房市調控，由於問責制缺位，導致各級地方政府“抗命”的成本極低，而收益却很大。深圳、北京等地，在宏觀調控政策出台後，房價逆勢而漲，即是最明顯的例子。能够制約各級地方政府利益沖動的唯一辦法是問責制，祗有問責制，才能增大地方政府牟利的成本和不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本，使得地方政府在利害權衡之下，選擇嚴格執行中央的調控政策，而不是“抗命”。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伴隨“國六條”的出台，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各地區、特別是城市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把調整住房供應結構、控制住房價格過快上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目標責任制———這恰是建立問責制必不可少的一個前提。
應該認識到，首次宏觀調控由於一些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未能達到中央的預期———這是促使“國六條”出台的根本原因———如果“國六條”再由於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消極懈怠，導致調控作用不能産生明顯效果，不僅可能損害政府的公信力，也將使公衆的信心受到傷害。
因此，盡快建立起問責制，做到令出必行，才能樹立政策權威，確保“國六條”被嚴格執行，既能使公衆從中受益，亦能促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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